1979年初，姚雪垠在《上海文学》以“公开信”的方式，极为高调地发起对老诗人臧克家及其诗集《忆向阳》的声讨，指责其诗集“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①去粉饰现实。在新时期初走马灯式层出不穷的笔仗中，两位成名已久的老作家的公开交恶显然更吸人眼球，更何况是发生在两位曾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文坛老友间。因而此事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少人惊愕且不解于姚雪垠竟以如此上纲上线的方式公开给老友扣“帽子”，也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姚争辩②：但亦不乏为姚雪垠此举“敲边鼓”与叫好的声音③。此事由于两位当事人均未有进一步的公开动作，不久便淡出了众人的视线，最终，似乎只给争论发起人姚雪垠留下一个“前恭后倨”的“两面派”的印象与恶名。 关于这桩文坛公案的来龙去脉及是非曲直，已有专文探讨④，不再赘述。此文仅作为“向导”，通过对不同线索与路径的“遍历”，为理解和体察新时期之初的“《忆向阳》风波”提供更为丰富与全面的视野，尤其是对事件背后所牵连与缠绕的材料进行索寻、辨析与筛选，以期尽可能逼近历史原场且兼有全局眼光。 一、交往史：离散与重逢 相较具体是非的争辩，对于二人交往史的梳理似乎能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场公案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关于二人的交往，姚雪垠于1962年1月住汉口璇宫饭店时接到臧克家问候短札，一时抚今追昔诗情澎湃而作的七绝组诗《璇宫感旧诗》⑤，记录了二人相遇相知、患难与共的峥嵘岁月。通过对读这组《璇宫感旧诗》及二人的通信、年谱与传记，并补充相关材料，大致能勾勒还原出二人的交往始末与心路历程。 “鼙鼓声中汉皋会”，“救亡儿女会襄樊”⑥。1938年春，臧、姚二人初识于汉口海陆饭店。当时姚雪垠以《风雨》周刊主编的身份赴徐州前线与武汉采访，暂居在武昌一所名为“两湖学社”的廉价旅馆，臧克家则因与第一任妻子王慧兰关系破裂，辞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宣传科职务，从河南潢川赴武汉，也住在武昌一家名为“可以栖”的小客店。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支持下，臧克家联络了同样住在“两湖学社”的老友于黑丁，组建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姚雪垠此时并未参团，武汉事毕后便返回河南各地继续从事抗战救亡活动，但又遭到了河南邓县民团的暗杀威胁，只得仓皇出逃。走投无路之际，姚雪垠恰好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的邀请⑦，于1938年冬赴湖北襄阳参加文工委，而臧克家正是委员之一。自汉口一别后，二人重逢于湖北襄阳，二人也自此结成挚友。 “春云初展文工会，万紫千红付逝波。”⑧二人在文工会的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好景不长，1939春，蒋介石下令撤销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一时众人皆各奔东西，臧克家与姚雪垠等人因暂无去处，只得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挂一个“秘书”的闲职，度过了一段空虚失落但又闲散安逸的生活。当时臧克家为躲避敌机轰炸，与新婚妻子郑桂文住在樊城东郊茅屋中，姚雪垠常去蹭饭吃酒，谈诗论文，有姚诗为证：“慷慨激昂空懵懵，况多宿酒带微醺。樊城城外麦苗绿，茅屋青灯枉论文。”⑨很快，同年5月“随枣战役”爆发后，臧、姚等人便迫不及待赶往桂系八十四军前线阵地，各率一支“笔部队”进行采访、宣传与文艺创作。此行虽凶险至极、颠沛流离，但却让两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激起了他们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激情，成为志同道合的患难之交。臧克家曾用一首长诗《我们走完了一九三九年——给孙陵、雪垠》记录了他们的“笔部队”⑩。 此后二人各自为战，其间也有数次重逢相聚之时。一次是臧克家赴鄢陵看望妻子郑桂文时曾路过邓县，姚雪垠留臧克家两日，虽只能在临街的“寒舍”之中以“大葱大蒜兼大饼”“花生白酒”等简单的饭食招待老友，却也其乐融融，“寒夜高谈小屋春”(11)。1942年2月初，姚雪垠抵达大后方山城重庆，臧克家已先至，二人同住在“文抗协会”张家花园65号的一间客房，老友久别重逢，所谓“雾锁山城重聚首，同窗连塌倍情亲”(12)。这段日子是臧克家诗歌创作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据姚雪垠回忆，每当臧克家写出了得意诗句，无论姚是否有空，他都要冲到其桌边，读给姚雪垠听，“不听是不行的”，读完之后还会激动地“自我欣赏”：“你看，这样的好诗句，李白、杜甫也不过如此！也不过如此！”(13)姚雪垠的“狂妄自负”是当时文坛众所周知的，而臧克家这份诗人的“孤傲”也只在老朋友面前才能无所顾忌地展露。1943年初，臧克家出任赈济委员会“专员”，6月移居至重庆郊外歌乐山大天池，特约姚雪垠住了十余日，“良宵对坐双知己，一片清辉照素心”(14)。 1947年1月，姚雪垠从邓县老家抵达上海，临行前姚雪垠曾飞鸽传书，给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臧克家报备行程，但却杳无音讯。与两人曾一起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共事的孙陵的回忆记录了臧克家当时的心态(15)。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的谣言在当时文坛很有“市场”(16)，故二人同在上海，却并无往来。1948年底，臧克家由沪辗转至香港，于1949年3月至北平，参加文艺工作。而姚雪垠仍坚守在上海，历任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教授、代理院长、副教务长等职务，业务繁重但却始终不愿放弃文学创作事业，于1951年8月辞去大夏大学教职，调回河南文联任专业作家。当时就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何林有意招揽姚雪垠，便通过臧克家向姚抛出了橄榄枝，臧克家一面自作主张替老友答应邀约，一面写信告知姚雪垠此事并嘱尽快同李取得联系。尽管朋友们有心相助，但“好马不吃回头草”，姚雪垠的书生意气与执拗性格促使他绝不走“回头路”。1953年7月，姚雪垠调入中南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情况有所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