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故事》,草明女士著,尹庚主编,作为“天马丛书”第十六集,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初版日期为1935年9月。这是草明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内收短篇小说8篇。《阿胜》(原刊于《广州文艺》1932年10月16日,后改名为《不听妈妈话的女孩子》),《等待》(原刊于《广州文艺》1932年10月23日),《有句话要问真他》(原刊于《广州文艺》1932年12月6日,后改名为《有一句话要问他》),《一个人不做声的时候》(1933年4月22日作),《老怪物》(原刊于《广州文艺》1933年9月17日,后改名为《没有了牙齿的》并刊发于1934年7月1日《文学》月刊3卷1期),《骗子们》(原刊于1934年7月9日-10日《申报·自由谈》),《出嫁》(原刊于1934年11月20日《太白》1卷1期)和《愤恨》(1935年3月19日作)。 18岁的草明在读高中时便已经参加进步刊物《广州文艺》的编辑工作,走向左翼文坛。虽然她在之前也有《私奔》《知音》发表于校报和地方报,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发表作品是1932年10月2日第五期的《广州文艺》上的《缫丝女工失身记》,而给她带来作家声誉,并得到鲁迅和茅盾肯定的是短篇小说《倾跌》和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语言洗练,文风沉稳,现实生活基础扎实,人物形象内心活动和原始生命强力执着而坚韧,颇有乡土文学、艾芜的《南行记》和七月派小说的色彩。同时,作者又努力开掘年轻女工身上女性意识、对压迫的反抗和革命斗争的思想趋向。20多岁,初入文坛的草明,写出这样的作品,正符合鲁迅和茅盾对当时中国革命青年的期待,此后其小说《倾跌》被选入《草鞋脚》。鲁迅也收藏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 母女思想的冲突及所造成的悲剧是小说集《女人的故事》的一个主题。第一篇作品叫《阿胜》,讲述了“我”暂居姑妈家,经常听到当地大人在面对反叛和抵抗他们意志的子女时,会说到一个曾经反抗母亲意志并误杀母亲的女孩子阿风的故事。大人经常以“你难道要做阿风么?”“没有阿祥,没有阿风!”这两句话教育子女。年青而好奇的“我”也在姑妈和一个喃巫钟道一的口述中,加深了对阿风的认识。阿风是缫丝女工,但与其他女工不同的是,阿风并不会主动讨好,甚至拒绝管理片区的巡巷人阿祥。而其母亲出于所谓“好心”,未经女儿同意,当其酒醉之时让阿祥玷污了自己的女儿,以取得他的关照。母亲以女儿的身体和心灵的自由意志为牺牲品,试图讨好阿祥,有六毛钱工钱的意图,也有为穷困的生活所逼迫的原因。年轻有意气的阿风吵闹、忤逆,而至于打伤了母亲的眼睛和脑袋,逃进省城,其后母亲亦死。阿风的母亲以其生者的天然资格,试图永久控制女儿的身体和思想,这种旧思想旧道德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不人道。阿风母亲的观念和“我”姑妈的讲述,体现的是典型的老者本位、父母本位、子女是附属物的思想。这种思想正与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相反。而在钟道一的叙述中,阿风却在母亲和阿祥的逼迫下,成为另一种形象:“自由女”“女学生”“女王”,自卫军都听她的话,成立妇女协会。在她的带领下,自卫军打击家乡桂乡的恶霸势力,惩处逃跑的阿祥。阿风在生存困境、生命绝境,人性尊严受侮辱、受老人思想的荼毒之后激发出抵抗和战斗的力量,这也正是鲁迅所呼唤的反抗者。1925年以来,鲁迅继续探求和呼唤“精神界战士”,真的人,真的知识阶级,同时更希望出现能够以身作则,敢于行动的青年,寻找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脊梁。一是他在青年学生,如“三一八惨案”中敢于以身饮弹者身上看到了她们“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精神。二是在孙中山那样的永远的革命者身上看到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追求。三是在诸多青年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为民众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四是“左联五烈士”的惨遭杀害,使得鲁迅感叹“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①1931年,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②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草明早期短篇小说写作,可以体察到鲁迅和茅盾对草明的肯定。草明早期创作虽然从现代叙事艺术和人物心理的深度来看,依然是有幼稚之处,但是已经显示出时代性和革命性的鲜明特点。 在这个女性无所爱的悲苦社会中,幼为长附,母逼女嫁的主题上,第七篇小说《出嫁》是对五四时代女性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幼者本位的一种表达。榕树村胡家大小姐,性格柔和孝顺,没有嗜好,也不交朋友,直到27岁才有些草率地出嫁。一直以来,母亲胡大奶奶想要门当户对,完全没有考虑女儿的感情问题,如今催逼着嫁给陈家四官填房,这是因为其父在县里掌大权。结婚本应是喜庆愉快日子,但胡大小姐却“面色灰败”,“特别变得古怪,像一匹病倒快要死的狗,痛苦使她不能忍耐地逢人便吠。”她对婚礼上的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因为“反正那荡子要的是我的妆奁和我的私己!唔,好在我这辈子快要完了……妈,我总怪我生得太早哩!”胡大小姐在期待真心的爱情,以沉默的方式反抗着母亲的逼婚。事到如今,她才深刻意识,生身母亲虽然给予了她生命,然而又以母爱之名夺走了女儿作为人的生命、个性、思想和灵魂。这也是对乡间青年女子生命尊严的绝望的悲哀和呐喊。第八篇小说《愤恨》写母亲牺牲女儿的同时,也写出了孤女寡母面对生活与未来的无奈。其后草明又写有《进城日记》,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的《三桂英的家庭》和《四沉溺》里涉及了桂英的故事。《三桂英的家庭》正是对《愤恨》的改写,在语言描述和修辞方面做了较多改动,细节描写更加丰富生动。小说以叙述人“我”来展开故事。“我”来到缫丝女工同事黎桂英家,见到她的妈妈试图包办女儿的婚姻(给人做填房),却遭到受时代思潮影响和大姐、二姐婚姻不幸经验启示的桂英的质疑和反抗。在妈妈看来,是“如果有一百六十万,我就不怕他一百六十岁”,“我总还是一个妈妈,就是卖掉你也是可以的。”而女儿却摈绝一切男子,两个姐姐也因母亲包办婚姻而一死一疯,如今桂英正在做最后的尊严战。这不仅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对,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思潮下女工的反抗和斗争意识的反映。 第三篇《有句话要问真他》和第五篇《老怪物》,不但对女性的生活困境和心理世界的探寻有一定的深度,对女性所承受的社会重担的书写也比较有特点,而且在一定程度试图拓展关涉男性的困境、社会问题、反抗问题、革命者的价值选择等。《有句话要问真他》中,马嫂原是马大作为香烛伙计时的店老板的女儿,其时他们是主人与伙计的关系。马大比较老实而能做,未过门的马嫂性格比较外向、开朗,他们二人时常说笑,因此也并没有那么拘束和礼节,这在外人看来是“没有家教”,是“无礼的放肆”。婚后第七天早上,马嫂被马大打骂,促成其思考妇女的产生:“他究竟爱不爱我呢?这是不对的——我本来要指明给他看,可是我没有……就让日子这样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后来的马嫂进入省城女子师范学校寄宿舍里当老妈子打工为生。虽然她还是半疯狂的爱笑的女人,有时也爱打扮,然而无论如何也是有含怨的、不平的、悲哀的色彩。马嫂和孩子虾仔出世后,马大进城打工不久,便失去消息,各种猜测也都无法得到证实。一个冬天,反动派处决的地下革命者正是那个打骂自己的马大和另外两个女人。此时的马嫂似乎有些觉悟自己“真蠢”,想要问清楚那个比家还重要的事业是什么。作品写到了作为地下工作者,但是并没有写出作为农民的马大如何转变为地下革命者,这是颇为遗憾的地方。当然,作品的重心也并不在马大,而是马嫂的生活苦难、曲折情感和纠结的心理世界的变化,对男女平等的微妙的思考,以及在内心深处产生的自我反省和对问题的探寻,“真蠢”的马嫂其实已经对压迫、生活、生命和革命者有所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