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22.04.004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2)04-0023-08 引言：书信获取的一些机缘① 文学史家田仲济(1907-2002)与诗人彭燕郊(1920-2008)可说是因梁宗岱(1903-1983)而通信，田仲济为梁宗岱前妻沉樱(1907-1988)的表哥②，当时拟写《沉樱传》；而彭燕郊协助梁宗岱晚年伴侣甘少苏完成的回忆录《宗岱和我》(1991)刚刚出版。 田、彭二人的交往线索其实几近于无。我在做彭燕郊晚年口述时，曾提到“据说，当时有人称您为‘小艾青’？”他的回答是：“山东大学有个老教授，田仲济，他写的现代文学史里边这么写的。我在重庆的时候见过他。”③但当时见面的讯息并不见闻于世。2013年，我在参与整理彭燕郊遗藏的时候，见到田仲济1992年底的两封来信，曾向田先生的女婿、四卷本《田仲济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的主编杨洪承教授询问相关事宜，他的答复是：“田先生没有保留书信的习惯，所以我在编他的文集时，这方面阙如较多，第四卷收了30余封他致友人的书信，当时没有找到给彭燕郊先生的信，很是遗憾……田先生与彭燕郊先生的书信交往，据我知道是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起因是彭先生与梁宗岱关系甚密，梁先生的前妻是沉樱，沉樱与田先生是表兄妹。田先生晚年拟写沉樱传，收集相关资料中知道彭与梁、以及梁以后的妻子甘少苏的关系。为此，当年他们书信往来甚多。可惜田先生这里一封彭的来信也没有保留下来。我这里只有一本1992年12月17日彭先生签名送田先生的《宗岱与我》的小书。该书是甘少苏写的，彭先生在书前写了一篇很长的代序，想你是知道的。情况大体就这些。”④杨洪承教授的答复当时为我解了疑惑，但由此亦可见，线索实在有限，即便是非常熟悉田仲济先生的人物，所知亦不多。 一个重要的机缘在于，2020年彭燕郊诞辰百年之际，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及彭燕郊文学资料捐赠仪式”，藉此机会，查阅了一些文学馆所藏彭燕郊相关文献，其中就有致田仲济的两封信，有一封的写作时间在田仲济的两封来信之间，往来关系明确。资料显示，2007年8月17日，田仲济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举办了“田仲济先生(1907-2002)诞辰百年纪念会、《田仲济文集》出版座谈会暨田仲济藏书捐赠仪式”。从中国现代文学馆网站所披露的信息看，彭燕郊信的捐赠人一栏有“田仲济家属”⑤字样，那应该就是当时捐赠过来的。“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书籍及作家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录像、照片、文物等资料”⑥，也常在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文学人物相关的活动——田仲济、彭燕郊百年诞辰之际，文学馆所举办的纪念座谈会和作品捐赠仪式⑦对相关文献搜集、整理、出版以及人物研究当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物研究往往受制于文献，目前所见为两人1992-1994年间的书信四封，从内容可知，应该不是全部的通信，但实际通信量可能也不是很大。鉴于两人交往的线索太过微薄，这里先略作钩沉，以期呈现一些历史事实和未尽的话题，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拟写‘沉樱传’，材料尚不足” 田仲济是教育家、作家和文艺理论评论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⑧，1947年即以笔名蓝海出版了“我国首部现代文学研究专史”《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随即被翻译为日文，于1949年出版。⑨1984年，该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再版。 按照彭燕郊1992年12月17日复信中的说法，1944年冬或1945年春在重庆期间，有一次文协开会时曾见到过田仲济，并表示后来读过他的文学史著，“印象很深”。田仲济在重庆居住有年，彭燕郊则是1944年桂林大撤退的时候才逃难到重庆的。1944年12月16日，文协借中国文艺社举行茶话会，欢迎来重庆的作家宋云彬、彭燕郊、严杰人、华嘉、任禾等人。老舍致欢迎词，宋云彬报告了旅途的艰苦情形。⑩而随后，三百多位文化界人士在郭沫若执笔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田、彭都在其列。(11)彭燕郊后来有《“文协”重庆作家宿舍》等回忆文。抗战胜利后，彭燕郊旋即返回桂林，田仲济则是稍晚去了上海。田仲济在复信中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事，未谈及早年的文学史著，也未回应当年重庆见面之事，因此，关于见面或已难觅更多的细节了。 对读目前所见田、彭的书信，有些地方还可适当引申。一是关于文献细节的甄别。书信类文献，限于语境，信息往往是片段式的，或难完整，或有偏误。若有更多书信(包括往来书信)，则信息可更通达。比如，彭燕郊关于沉樱与前夫所生女儿的说法即得到了田仲济的纠正。而田仲济所提到的一些书名，如林海音的《隔着簾儿看见她》、甘少苏的《宗岱与我》，都有细微的误差。 彭燕郊信中明确提到田仲济当年的文学史著，对照他晚年回忆所谈，“小艾青”的说法即出自于此，但这一说法似无依据。研究指出，该文学史的初版本和再版本确是都提到了彭燕郊，初版写到：“彭燕郊写了《战斗的江南季节》，他和孙钿都有纤细的美”，1984年的修订本则称：“彭燕郊的《冬日》、《雪天》等诗，意境秀美，笔调细腻，在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中流露出对艰苦战斗的渴望”，但两版“均未提到‘小艾青’一说”。(12)此外，彭燕郊在信中将《中国抗战文艺史》误写成了《抗战文学史》，而晚年回忆所称“山东大学有个老教授”，应为“山东师范大学”之误。口述历史须细致核对相关历史文献，否则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此即一例——这一例由我本人造成，在此提出，以督促自己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多加留意，再小的细节也要尽力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