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莫言与贾平凹先后推出“笔记体小说”[1]《一斗阁笔记》与《秦岭记》，产生较大影响，使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当代文坛“笔记体小说”的创作、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等问题上。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便因《太白山记》被冠以“志怪小说”[2]创作者的标签。再往前推，其于80年代初推出的系列作品《商州初录》《商州再录》《商州又录》(此三者常被统称为“商州三录”)，被界定为寻根文学发轫之作的同时，也被归入“笔记体小说”的序列。时隔多年，他再度发表《秦岭记》，以大小不一的五十多则短小文章，书写秦岭山地的奇闻逸事，我们可将之视为《商州三录》的后续、《太白山记》的姊妹篇。在此之前，莫言自2012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后，2019年再次与读者以文学作品见面时，便带来了《一斗阁笔记》，以之向山东老乡、文学前辈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致敬。这些创作并非作家们偶然为之的游戏笔墨，其中深藏着古典传统与当代文学、影响与焦虑、借鉴与创新等写作与文学史研究的命题。若再加上论者们所概括的较早的汪曾祺“故里系列”、孙犁“芸斋小说”系列、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系列以及晚近的类似创作[3]，这股写作潮流实在不容忽略。 何谓“笔记体小说”？因概念界定及其内涵与外延的模糊，在相关作品的归类与认知上出现了一定的混乱，也难以彰显这一类作品在当代文坛存在的独有价值与意义。如何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看待这一波“笔记体小说”的兴盛？又该如何在文学史上摆置其地位？都是值得探讨的文学问题。为方便讨论，以莫言《一斗阁笔记》与贾平凹《秦岭记》为核心作品、话头，应不成问题。择取的理由有二：其一，二人的创作影响较大，在当代文坛较具代表性。更兼两部作品发表后，所受到的关注较多，使之迅速成为当代文坛的新热点。其二，《一斗阁笔记》与《秦岭记》不管从文体成规上，还是从内容题材上看，都更具“笔记体小说”的审美特征，可展开作家个人创作史的纵向分析，亦能与前辈、同辈作家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借此探索“笔记体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代转化等问题。 一 何谓“笔记体小说” 梳理相关文学史可知，自古而今，对“笔记体小说”的界定多有分歧，其发展趋势也较明显：从强调“笔记”性质，即杂录、考证、随笔、史料等，转向更具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小说”涵义，偏重于故事讲述、人物塑造、情节铺排，带有明显的审美指向。这些讨论尽管都从“笔记小说”入手，并围绕着这一概念展开，但其发端仍被归为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传统。只是最早时候，“笔记”与“小说”为两个分散的概念，未并置以意指一类文学现象或一种较为固定的小说体式。有明确记载，二者勉强列于一处者是《南齐书·丘巨源传》，其中有言曰：“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4]直至北宋时期史绳祖的《学斋占毕》，“笔记小说”始并置合称，谓：“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未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5]此处“笔记小说”，仍只囿于“笔记”范畴，即知识考证类随笔、杂录、札记等，而缺乏文学、审美意义上的小说之意涵。至明代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辨订、传奇、丛谈、杂录、箴规[6]，其中除传奇、箴规外，其余四类均在笔记范畴之内。就流传下来的笔记作品来说，自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第三是考据、辩证类的笔记”[7]。三类中，唯第一类才是后世所追认的“笔记小说”，只是在具体论证中把兼有考辩文字的作品杂入其中，类似作品如《阅微草堂笔记》。编纂《四库全书》时，纪昀在提要中交代：“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今总汇之为一类。”[8]这一界定涉及笔记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但不提这一概念，统称为“杂说”。故此，这一类作品多以“丛谈”“杂俎”“琐言”“漫钞”“笔谈”“笔记”“随笔”等命名，反使“笔记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 事实上，自汉代笔记兴起迄有清一代繁盛至极，“笔记小说”用来指称作为小说文体之一种的涵义，都不曾明确提出过。只是在不断变迁演化中，才逐渐形成偏向文学含义的“笔记小说”概念。“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这一支发展到新时期仍保持原有的实录性质和文章体例，它已褪去或淡化了宗教色彩，更具文学价值，这一类作品叫做笔记小说。古小说中的志人小说和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的剳记随笔之类的文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体文字，这类作品叫做野史笔记。”[9]前者随着历史的衍化，逐渐发展为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靠向文学而成为小说的滥觞。后者即便被冠之以“笔记”，但慢慢从笔记小说的范畴中剥离出去，成为史料文献的一种。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关于“笔记小说”的概念界定仍然充满纷争，尤其是随着相关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冠之以“笔记”或“笔记小说”者不乏大部头作品。《全宋笔记》的编纂者直接以“笔记”囊括之，还特意强调此丛书所录笔记乃是与韵文相对的散文文体10]，也有将之与笔记小说区分之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更是将凡用文言著录的志怪、琐闻、传奇、杂录、传记、随笔等，悉数称为“笔记小说”[11]，其内容驳杂，包罗万象，既有虚构类的小说，也有实证考辩的史料记载、风土人情的方志文笔等。然丛书内所收古籍，已皆接近于文学概念的小说部类，之所以强调驳杂，盖因这一丛书中掺夹“野史笔记”类内容。尽管存在概念界定的困难，但综合来看，学者们认为笔记小说应是作为文学部类之一种，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相对而言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并在形式上保留随笔杂录笔法、简洁雅致的文言、篇幅可短可长的文本架构等特色[12]。由此，笔记小说的特征即被概括为：“一是以叙述为主，行文简约，不尚雕饰；二是不重情节，平易散淡，文思飘忽；三是取材广泛，涉笔成趣，富于禅机。”[13]基于此，把“笔记小说”称为“笔记体小说”更为适宜：“笔记”定其文体，“小说”指其内容。汪曾祺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笔记体小说”以概念上的廓清。他说：“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14]至此，关于笔记体小说概念内涵的探讨，便厘清了当代文坛上此一类作品的审美特征，也有了评判它们的标准，那些徒有笔记其表而在审美特征与内在精神上缺乏笔记体小说韵致、风神、文气的作品，便可排除。沿此一概念意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类似创作，也就能从不知所从的归类与模糊的认知中摆脱出来，寻得其合适的文学史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