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历来被赋予起源性的意义。它不但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也指涉着改革政治的生成。已有众多研究从伤痕文学与改革政治的关系着手，本文也想沿此出发，尝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基本政治机制来理解伤痕文学的发生。在文学与政治高度统合的历史条件下，使得改革政治生成的政治机制，的确同时也是使得伤痕文学发生的政治机制。 众多研究已经指出，从延安时期直到改革初期，文学与政治的统合关系，是与大众动员、群众参与的政党政治密切相关的，其关键特征之一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循环往复的互动，这种党群互动关系的理想形式体现在“群众路线”这一经典表述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在文学领域，党群互动主要体现为个体性、群众性的文学实践与党的文学部门始终处于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之中，在其中党的文学部门基于特定政治目标或政治价值，不断地发动、组织、领导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众的文学参与，又使这种文学参与始终保持在党及其意识形态部门所设置的政治议程之内。文学领域的党群互动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各种类型的文学运动，例如新民歌运动，改革初期的新时期文学或许亦可理解为一场新型的文学运动。② 然而，这种循环往复的党群互动在文学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条件，呈现出什么样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一过程又如何具体地反作用于政治领域，这些问题依然值得继续追索。事实上，伤痕文学的发生是文学领域的党群互动的一个微观案例，经由对此案例的细察，我们可以深入探究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的具体运作条件、具体运作过程及其对政治领域的反作用。由此出发，这种探究有助于我们继续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兴起机制及其运作过程，也能为我们反过来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理解改革政治的兴起及其复杂性，提供具体的立足点。为了更加聚焦，我们以标志着伤痕文学发生的《班主任》和《伤痕》作为考察对象。 一 “文学习性”与自觉的创作 在把握《班主任》和《伤痕》出世的历史细节时，一个值得凸显的方面，是刘心武和卢新华本人的创作心态以及由此展现出的主体性状态。或许应当说，正是刘心武和卢新华得以创作出既是伤痕文学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的那个主体性条件，才构成我们要追索的关键。 “文革”前，刘心武是北京中学语文老师，已发表作品约70篇。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刘心武早已经深谙文学与政治的辩证法，也洞察文学与政治的血肉联系所带来的机遇和危险。例如，“文革”前期，刘心武受到冲击，于是他明智地蛰伏起来，1972年以后，正常的文学生产逐渐恢复，刘心武也因时而动，开始“重新搞文学”，并且“从原来见过报的‘熟人’来找线索”，而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刘心武也“一度按照当时的‘第五种文学’的标准来考虑作品，比如说‘三突出’的原则，我要发表，所以也是努力去学习的”。③果然，1974年，他成功被借调，离职写作。为了真正调离中学，刘心武“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④。作为对他紧跟政治要求写作的奖励，1976年刘心武如愿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后复名为“北京出版社”)，成为专业文艺编辑。 在毛泽东时代，刘心武这样的文学实践者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文学主体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⑤，或“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⑥。总之，毛泽东时代典型的文学主体自然而然地将文学实践理解为政治实践，文学实践总是紧密地因应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这一点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也并没有显著改变，正如《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所回忆的：“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在人们的意识中，文学几乎等同于政治，人们要从文学作品思想的倾向感悟政治的风向。”⑦正因为如此，即使“文革”造就了集体性的精神和情感郁积，但一如毛泽东时代一样，如何将之表达发抒出来仍然既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此，1977年的刘心武深谙于心。由于从中学调入了出版社，他甚至感到自己比一般人更具有政治-文学敏感性，因为出版社“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⑧。问题在于，这种政治-文学敏感如何具象化到文本之中呢？ 让我们重回刘心武创作《班主任》的具体语境。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抓科学教育工作，从该年7月到9月有三次讲话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观点。⑨涂光群曾回忆，《人民文学》闻风而动，想通过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于是就向刘心武约稿，后者就拿来了《班主任》。⑩但事实上，《班主任》是刘心武自己主动创作、主动投稿，并有1977年9月的投稿信为证： 春天我写的那篇《光荣》未能改好，主要还是因为我写的是工人而我却并不熟悉工人。这回寄上我上月写成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和我所熟悉的人物。不知这个短篇您们读后作何感想。也许仍然不好。但，我写它时，自己是颇激动的。我希望这篇小说能使读者感奋起来。(11) 按照崔道怡的回忆，《光荣》的写作系崔道怡1977年春天向刘心武的约稿，因为写的不理想，崔退稿了。(12)这个细节至为关键。从写工厂和工人的《光荣》到写学校和知识分子的《班主任》，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重大转变呢？照道理，《光荣》在当时应当是更加政治正确的题材。为了理解这一点，恐怕要回过头去审视涂光群的回忆。即使涂光群的回忆有误，但是邓小平的复出及三次重要讲话对实事求是、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肯定，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事实上，《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确很快行动，邀请了徐迟创作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3)对于身处北京人民出版社、作为专职文艺编辑而又政治敏感的刘心武来说，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政治动向。刘心武放弃当时看起来更为政治正确的工人题材而拾起曾经危险重重的知识分子题材，定然是他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政治变动，才有足够的勇气赌一把。(14)毕竟，彼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依然并不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