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料学是近些年学术界的热点现象，其持续发展对于厘定史料错讹、还原文学史现场、沉淀学科底蕴、升华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质等具有重要意义，更为深远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建立自身的知识建构与价值标准。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尝试纳入图像史料，不断拓展观照的对象范围，出版社也为使用图像史料著作的出版推波助澜，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文学研究中图文互文现象，却少有学者对图像史料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著作的基本类型和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并进一步对图像史料所推动的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进行把握。本文拟对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图像史学观念的演进进行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展望发展趋势，以期为理解图像史料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发展脉络提供新的认识。 一、图像史学的价值和中国学界的早期实践 图像史料作为文学发生过程的历史见证与遗存，反映了彼时文学生产中的丰富信息，是后世理解和解释作家作品及文学历史的客观依据。图像史料的形象性及记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历史场景的局部环境与细节，这也是图史互证在学术界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虽然文学具有想象的属性，文学图像史料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创作者的审美想象，但图像史料仍然或多或少地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即便是一些看似无关的图像史料，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留存着时代的丰富信息量，如图像的体例、作家的绘画及书法、纸张的使用、著作的版权等，从而为理解同一时代的文学现象、作家心态、社会心理等提供视觉见证。中国有着左图右史的悠久互文传统，为中国文学图像史料学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图像史料。近代以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纷纷被引介到中国，中西交融的时代铸造了纵跨中西的文化语境。受惠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双重滋养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纷纷进行思想文化的现代融汇与再造。在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承担了文化转型的职责。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学者运用西方理论、方法探究中国文化问题，为中国学术创造了广阔的学术平台和国际文化视野的话，那么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其吸收中西文化的润泽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方法，并惠泽此后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 郑振铎既是中国现代出色的作家、诗人、翻译家、艺术史家，又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1924年1月，《小说月报》开始连载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大纲》，至1927年4月，《文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四册。《文学大纲》是郑振铎编写的一部古今中外文学的综合论著，上溯古希腊罗马、《诗经》《楚辞》，下及20世纪初叶，纵横数千年。《文学大纲》全书共四十六章，其价值不仅在于按照时间顺序将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及各国名著进行介绍，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还在于其在文学研究著作中使用了七百余幅图像史料，为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的图像史料实践开创了一方新天地。有学者认为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是郑振铎从事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实践的开始，其实早在五年前他已经开始了这一意义深远的研究著作编撰模式。在《文学大纲》的编撰过程中，郑振铎参考了许多学者尤其是约翰·德林瓦特的图文互文著作，这对于该书的写作提供了直接帮助与启发。正如郑振铎所言，“编者的这部分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中国的东西外，受到他们的恩惠真不少。要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乃至一切同类的书，其出现恐怕都不可能”。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郑振铎在该书的署名方式为“编”而非“著”，这和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如此，《文学大纲》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图文互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书的《叙言》中，郑振铎介绍了《文学大纲》中插图的构成及由来：“本书的插图颇多，其中从J.Drinkwater的《文学大纲》里引用者不少，此外是编者自己搜集的结果。这些插图可以使本书的读者增加不少兴趣。关于中国的一部分，有许多未注明作者及所从出的书之名者，皆为引用三才图会者，这部图的书很有趣，是明人绘的，什么都有，从天文地理以至生物，器用，历代明人的图像也占了十几卷。因为未能一幅一幅的注明，故在此总注一下。”②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和演员，还编辑过文学史和多种文学选集，并为许多书籍撰写过导读。约翰·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反映了20世纪早期英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水平和当时的学术特点，史料丰富，插图精美，其运用图像史料从事文学研究著作的编撰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郑振铎的治学方式与出版策略，使他意识到图像史料对于提高读者学习兴趣、了解作家生平与形象、还原历史景观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郑振铎在书中附录了几百幅彩色和黑白插图，这些插图都是名家所作，显示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与世界接轨的程度，这为其后来编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横空出世。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既是文化大交流、大碰撞时代对于新型中国文学史的呼唤，又是学者合理的知识结构、开阔的文化视野、丰富的图像史料积累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第一次将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以及明清的弹词、宝卷等内容加以评述，而且还创造性地使用了百余幅各类图像史料，使图像史料成为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郑振铎阐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其中有三个涉及图像史料学的方面值得关注。第一，郑振铎认为使用图像史料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高读者的兴趣，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图像史料再现不同时代真实的社会生活情态。“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署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他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③在郑振铎看来，图像史料的加入固然有助于作家形象与文学作品产生直接关联，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图像史料不能停留于此，而应为还原文学现场提供切实可信的生活情态。第二，郑振铎强调图像史料的来源应该广泛，须选择真实可信的材料进行复制，同时应尽力寻找稀见的珍籍。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他说明该书图像多以宋代以来书籍附录的木版画为主，同时还包括写本，其中有许多是难得一见的孤本，因此图像史料具有足够的新意。第三，郑振铎认为应注意图像史料使用的学术规范，尽可能地注明详细出处，以便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为每一幅图像史料注明出处，对于珍贵书籍则尽量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图书馆名，以便感兴趣者可以查找原始材料。郑振铎关于文学图像史料的辑录经验、选择标准及学术规范的论述，为后世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学著作提供了范例。除此之外，郑振铎还编选过《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等图像史料选本，显示出其深厚的图像鉴赏技巧与丰富的编撰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