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显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获得长足发展，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丰硕成果。不过，文学编辑可能是个例外，它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究其因，恐怕主要有三：一是在传统文学史研究格局中，作家作品研究是主体，编辑从事的主要是幕后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二是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编辑主要做的是文字加工，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辅助性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易为人重视；三是在传统文学传播过程中，光环主要给了作家作品，媒体宣传很少会注意和认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文学编辑工作大量存在，且自成规模与体系。更重要的是，编辑在文学发展特别是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离开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既不完整，也不客观，更会颜色尽失。本文拟将文学编辑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看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其价值意义何在，有何规律性特征，特别是在新时代该怎样发挥文学编辑的功能作用，以便为文学发展、文化振兴、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编辑的流变与价值选择 对于“编辑”概念的理解，古今有别。在编辑出版史上，有一种观点，甲骨文出现后就有“编辑”，最早履行编辑职责的是卜筮官、史官、乐师。还有一种观点影响较大，认为有印刷术和出版业之后才有“编辑”。目前，多数研究中国古代编辑的著述，重点考察编订、纂修、注疏、校勘、辨伪、辑佚等相关工作，当时“编著合一”的现象较为普遍，编辑工作主要由作者完成。 近代以来，时代发展改变了“编辑”的定义，推动了编辑思想、编纂体例、编辑业务的演变和创新。报刊和新式图书出版机构在近代中国出现，催生了新的编辑角色、文化职业和编辑活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新型媒介机构兴起，不仅让出版物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也改变了知识、思想、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塑造了新的知识阶层及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编译所承担翻译、编纂、编辑、出版等职能，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编辑部的先驱，其运营方式与编辑理念为中国现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时代发展为编辑工作注入新内涵，选题设计、组织稿件、编创互动、宣传营销使编辑工作变得更复杂，也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编辑的主体性得到强化，编辑人员不同的价值观和实践原则外化为不同的媒体倾向与传播策略，进而塑造思想、文化、文学的格局与生态。 媒体是塑造中国新文学面貌的重要力量，推动了现代文学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作家的写作方式，影响了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与变迁。王富仁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①吴福辉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时，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说起，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离不开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②可见，报刊和新式图书出版机构拓展了文学传播空间，改变了文学阅读状况，为职业作家和文学编辑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编辑在幕后参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以文化理念与人文情怀凝聚编辑团队与作者队伍。《新青年》不仅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在编辑形式上也开风气之先，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编排，使文章清晰易读、层次分明。在编辑策略上，《新青年》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文化主张，主动设置议程，以专刊形式聚焦重大议题，开设“通信”专栏刊发编辑和读者往来信件，倾听读者意见，引导公众舆论。《新青年》是综合性思想文化刊物，文学所占篇幅有限，但它以破旧立新的气魄培育新文体，创造新风格，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在刊物上发表的诗歌，被认为“新诗第一次出现”。③刊物开设的“随感录”栏目是“杂文”文体的孵化平台，随后不少报刊学习模仿，对现代说理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新青年》一度实行的轮流主编模式和编辑委员会制度，被一大批后起的文学报刊借鉴。现代编辑出版包含鲜明的文化创新与价值重构，在提高文化与文学传播有效性的同时，影响并重塑了国民的文化观念与精神生活。 不同媒介形态在编辑目标、编辑理念、文体定位上的差异，为文学发展带来丰富性和多样性。报纸副刊、文学期刊、文学图书在编辑周期、文体倾向、读者定位等方面各具特色。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和《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晨报副刊》的两位主编孙伏园、徐志摩在编辑风格、文学理念上明显不同。孙伏园在作家选择、文体结构和栏目设置上更加包容，他邀约和催促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经过更成了文学史上的佳话。徐志摩的编辑突出个人趣味，重点关注诗歌文体，将《晨报副刊》打造成“新月派”阵地。文学期刊能及时、立体呈现文学的最新进展，其优势在于培育新人、引领新风尚。图书出版更加综合，既可主动组稿，也能从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中选择出版资源，在文学传承体系中有重要地位。 文学编辑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家常因风格相近、身处同时代、具有共同地缘或学缘关系，被归入同一流派。现代时期，新媒介是孕育现代文学流派的重要平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等流派依托文学社团，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拥有多个文学阵地，并与其他社团或流派展开争鸣乃至论战。更多文学流派并没有自觉的主张，而是围绕某一刊物，经过一定的积累，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共同风格的文学集群。例如，因刊物名称得名的流派，包括“新青年派”“甲寅派”“学衡派”“礼拜六派”“语丝派”“论语派”“七月派”等。这表明文学编辑活动可吸引同道作家，起到凝聚队伍、形成风格、构建流派的作用。文学编辑对文学主张和理想的坚持，会形成稳定、可持续性的选稿标准，使作者群形成合力，在创作方法、审美倾向上自成一脉，促进文学流派的形成。成熟的文学流派与多样的文学风格是文学繁荣的标志，鲁迅、茅盾、林语堂等既是风格领袖，其文学声望和艺术道路具有示范作用；他们又是编辑大家，以独特的编辑实践回应时代关切，拓展作者群体，促进文学流派发展与艺术风格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