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我国先后实施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战略规划。但是，受传统发展路径的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削弱对其他可能路径的青睐，从而陷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困境。诺斯(North，D.C.)从制度理论出发在论述路径依赖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指出，“路径依赖主要涉及认知层面、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1]。诺斯对路径依赖三个层面的划分为我们分析“中西部高等教育”这个重要概念的生成诱因以及中西部高等教育屡振不兴的困境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对解决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具有较高恰切性。以诺斯的划分为抓手，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中的认知判断、技术设计、制度构建进行历史分析和现实扫描，探寻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在三个层面存在的理论命题与现实困境，能够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从“锁定”到“进阶”提供可能方案。 一、生成逻辑：“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三重诱因 “任何概念的出现，必然承载着某种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2]“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来源于历史沉淀、伴生于政策变迁、凸显于当下实践的重要概念，不仅仅指向于某一特定区域，亦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涉及政策制定的话题，对于所有“后发追赶”型的国家、区域和高等学校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代表性。 (一)“西部意识”的掣肘：“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社会认知诱因 阿特巴赫(Altbach，P.G.)曾指出，“关于‘中心—边缘’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同一区域或大学组织的内部”[3]。“中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明确的现实存在和地理方位，既具有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也具有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交通便利程度较低等劣势。中西部地区的地貌结构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其发展活力与历史上便为富庶之地的东部相比有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规模，从而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阿特巴赫所说的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心—边缘”结构。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长期浸润于“边缘”结构中的中西部地区渐渐滋生出“西部意识”，进而认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只能靠后、必然落后的发展思想。有学者将“西部意识”总结为人们“受历史基础、地理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因素影响，对西部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缓慢或未实现振兴的状况，认为理所当然、安于现状、画地为牢、无能为力、习惯依赖的思维认知”[4]。“西部意识”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有所戕害的，这种戕害会进一步加重“西部意识”的固化，易造成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缓慢——“西部意识”加剧——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中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留不住”，毕业生“引不来”等诸多困局。有统计显示，无论在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比例上，还是在高等学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东多西少、东高西低的现象。从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比例上来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平均比例是43.3％，但是西部地区的7个省以及中部地区的5个省，其专任教师高级职称的平均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从高等学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上来看，“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动至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就业比例分别为66.34％、15.53％和18.14％，整体上呈现向东部发达省份集聚态势，广大中西部省份的集聚水平则相对较低”[6]。 (二)空间布局的结构性矛盾：“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技术路线诱因 如果说“西部意识”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社会认知诱因，那么，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结构性矛盾则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概念形成的技术路线诱因。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已有百年之久，“从学区制构想、文军西征、院系调整到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推进”[7]，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宏观调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有过三次规模较大且历时久远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事件，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使许多大学以新姿态迈向新民主主义的前进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高等院校各自为战、分布不均、工科薄弱，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人才的需要，为此便进行了包括高等院校全部国有化、院系合并、主要建设中西部工学院系等的高等学校调整。二是1955年沿海大学进行战略性内迁，将沿海高等学校的同类专业，迁至内地新办高等学校。其中较为有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部“决定交通大学1956年开始由上海迁往西安，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迁校后的最大发展规模为12500人”[8]。三是在三线建设时期，部分东部高等学校根据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防战备要求所做出的高等学校战略性西迁。其中，较为有名的当属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择址长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户合肥等。以上三次高等教育布局的调整，极大地缩小了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异，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大背景下，对我国迈向教育强国目标作出的重要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9]。这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亨廷顿(Huntington，S.P.)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复杂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长期的过程、阶段性的过程、同质化的过程、不可逆的过程、进步的过程”[10]。中西部高等教育要以现代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必然要完成教育结构布局等技术路线上的根本改造。总体而言，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结构布局等技术路线上仍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与均衡性，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来看，虽然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均在中西部建立起来，但其数量与规模均未能很好地与区域人口数量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来看，重点大学过于集中在某几个中心城市，一些非中心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较为稀缺。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来看，未能与新兴产业、交叉学科有机结合，普通高等院校与职业高等院校比例不尽合理，服务于区域特色产业的能力较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