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69/j.cnki.far.2022.06.048 数字公司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剑桥分析”丑闻等事件让人们看到了隐私风险、假新闻以及平台的政治化。①推特(Twitter)关闭特朗普账号使人们开始争论话语权到底应该被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是私营数字平台手中。②脸书(Facebook)封杀澳大利亚新闻，更是一次数字公司对自身国际话语权不加掩饰的宣示。数字公司的佼佼者几乎都是全球科技巨头，人们对它们的关注大多局限在个人、团体、组织和国家如何利用这些数字平台进行政治干预、商业交易、文化传播、舆论操纵等，但数字公司不仅是媒体介质，它们本身就是拥有强大而独立话语权的全球行为体。数字公司何以拥有和掌握数字话语权，又是如何施展和运用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力，进而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鲜有全面系统深入的建构和研究，因而本文尝试就此展开初步梳理和分析。 一、话语权与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不仅涉及语言学、哲学以及文化学等学科，在国际关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也拥有重要地位。话语权研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属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索绪尔将语言学界定为符号学的一部分，阐释了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原则，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重要概念。③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后来话语权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多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米歇尔·福柯率先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他认为权力与知识是相互联结的，权力制造知识、知识为权力服务。④福柯的话语权理论虽影响甚广，但是忽略了主体的作用。在他的理论中，主体是无足轻重的，只能被动地被话语建构，几乎不具备反向建构话语的能动性。⑤达伦·凯尔西对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权力和语境进行了分析，强调了理解“个人交际细微差别”和复杂的权力关系对于在线文本制作和解释的重要性。⑥琳达·邓恩借鉴福柯的话语概念，将普遍话语纳入教育研究，考察了当代包容性话语是如何在教育中构建的，并批判性地探讨了其潜在影响。⑦有学者主张，直接控制的权力可以通过带有指令性功能的话语实现，如法律、法规或指令等文本类型直接和强制地制定权力，劝说性话语(如广告和宣传)则通过大众传媒产生权力。⑧ 随着语言哲学的不断发展，国际关系领域也开始引入语言研究视角，如孙吉胜主张从语言游戏角度解读国际关系中的变化，重视语言游戏的规则以及语言游戏的多样性、随意性和目的性，从语言行为、语言游戏、语言表象力以及话语的角度分析话语。⑨她还关注了国家对外话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⑩赖祎华分析了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六个变量要素，强调“文本”和“沟通”对强化国际话语权的决定性作用。(11)史姗姗等学者重视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指出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过程主要体现出“普遍需求转化为共同话语”“综合国力转化为话语权力”“内部聚变转化为外部裂变”“民族愿景转化为世界表达”“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多元激荡转化为思想交融”等生成逻辑。(12) 在国际话语权研究中，话语霸权的研究独树一帜。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人们开始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受文化霸权概念的影响，话语霸权研究逐渐发展成为话语权研究的重要分支。甘均先指出，美国的话语霸权依赖于强大的物质文明，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话语内嵌于权力机制之中，只有对话才能够摆脱霸权话语和非霸权话语之间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和谐共处。(13)马丽蓉从美国话语霸权视角出发，研究了“失语”的弱势文化群体受到强势文化霸权压制和贬损的问题，批判了西方传媒依仗发达的传播流程和强大的物质传播基础，运用“软实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的文化侵略，揭露了其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14)王华生研究了媒介形态的演变与人类话语霸权转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口语媒介时期话语霸权掌握在老人手中、书写媒介使话语霸权从老人转移到贵族、印刷媒介则促进资本话语霸权的形成，而如今的互联网媒介使普通公众拥有了话语权。(15)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话语权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在国家层面，主要讨论国家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忽视了国际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在分析网络空间中的国际话语权时，既有研究普遍将数字公司视为平台和工具，并不考虑它的独立行动能力，忽视了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 数字公司是对应用数字技术的科技企业的泛指，数字技术具体是指大数据(Big Data)、信息通信技术(LCT)、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3D打印以及机器人等技术，(16)数字公司主要包括社交媒体、网络信息与通讯公司、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公司和公关公司等。人们大多谈论数字使用者或者机构依靠数字公司获得的话语权，一些研究涉及数字公司影响力的内容，比如“数据化的公司政治行为”(17)、数字平台导致的“文化战争”(18)、社交媒体对公民民主选择权的主导性影响(19)等等。事实上，数字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而是演变为相互竞争与相互合作的关系。(20)数字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展开权力角逐，其中一些巨型跨国数字公司已经掌握非同寻常的话语权，搅局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值得关注的新对象和新议题。 二、数字公司国际话语权的技术禀赋 话语权将权力和话语结合在一起，是支配和控制精神资源的权力，掌握了话语权，就意味着它拥有了对人、事、物的解释权、定义权以及评判权。(21)支配和控制与技术实力密切相关，技术禀赋是数字公司话语权的最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