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政治哲学的地平线

       [中图分类号]B507

       一、深渊性黑洞：从物理性宇宙到符号性宇宙

       在黑格尔的“日蚀”下，后黑格尔的欧陆哲学从绝对知识一脚跨入绝对深渊。在给“未来哲学”谱写“序曲”时，尼采曾写下：“同怪物进行战斗的人，要谨防在这进程中自己变成一个怪物。如果你长久凝视一个深渊，那个深渊将凝视回你。”(Nietzsche，p.89)

       从绝对知识到绝对深渊的这个转变，具有政治哲学层面上的深刻影响：共同体根基处，不是形而上学-神学的绝对基石，而是本体论的深渊。黑格尔将其描述为“世界之黑夜”——“在这个夜晚，这儿击中一个血腥的头颅，那儿另一个白色的可怖鬼怪突然在这儿的头颅前出现，并以这样的方式消失。”(qtd.in ，2008，p.58)当陷进这个深渊里时，人不再是文明状态中的公民，而是变成了可怖的、“后人类”的怪物，或者精神分析所说的“精神错乱者”。雅克·拉康把人建构的共同体称作“符号性宇宙”。那么，“世界之黑夜”就是这个宇宙中的“黑洞”。

       正是在深渊性黑洞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对物理性宇宙与符号性宇宙作一个并置性分析——众所周知，我们所处的物理性宇宙中同样存在黑洞。①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便是颁给对“黑洞与银河系最黑暗的秘密”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颁奖词里写道：

       爱因斯坦自己并不相信黑洞真的存在，这些超重量级的怪物(super-heavyweight monsters)会捕获所有进入它们的东西，连光都无法逃脱。……罗杰·彭罗斯证明了黑洞确实可以形成，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黑洞在其心脏处隐藏着一个奇点(singularity)，在那里，所有已知的自然规则都不再适用。(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而在符号性宇宙的“世界之黑夜”中，同样有这样作为“最黑暗秘密”的奇点，在那里一切人类文明确立起来的符号性规则全部失效，人的行动就如怪物般的“精神错乱者”那样彻底无可“理”喻。所谓“精神错乱者”，就是没有在语言编织起的符号性链条中“锚定”下来的人，也因此，一切符号性规则对他们统统无效。那么，为什么在共同体里我们实际上很少接触到这些奇点式存在，就像在宇宙之中理论/实验物理学家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定位到黑洞性奇点的存在?

       对于物理性宇宙中的奇点，彭罗斯提出“宇宙审查制”(cosmic censorship)假说——存在着专门针对奇点的封杀者，使其不会以“赤裸”的形式存在。彭罗斯的合作者、于2018年去世的斯蒂芬·霍金直接用神学辞藻，把宇宙审查制假说转述为“上帝憎恨赤裸奇点(naked singularity)”。(Hawking，p.85)有意思的是，在符号性宇宙中，同样存在着奇点封杀者，拉康把它称作“大他者”(the big Other)。拉康的隔代传人齐泽克这样写道：“符号性的向度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那个将我们关于现实的体验予以结构化的无形的秩序，关于诸种规则与意义的复杂网络，它使得我们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依据我们看见它的方式(以及使我们看不见——依据我们看不见它的方式)。”(，2014，p.119)正是这位“大他者”，使我们不会随便遭遇到怪物般的精神错乱者，更彻底地说，使我们不会像精神错乱者那样行动。然而即便存在着大他者，各种黑暗可怖的怪物、奇点却仍然会刺出，以裸露的方式被遭遇到。实际上，人类文明的思想史已见证了那些具身化为“自然”“天道”“上帝”“普遍历史”的大他者，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丧失绝对掌控，以至于那位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里“凝视深渊”的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样的“疯话”。

       在笔者看来，当代欧陆激进思想之“激进性”，恰恰在于有一批政治思想家，像彭罗斯、霍金、莱因哈德·根泽尔(Reinhard Genzel)、安德烈亚·盖兹(Andrea Ghez)等物理学家那样在努力地去探访宇宙中“最黑暗的秘密”——那些符号性宇宙中的“超重量级怪物”。本文便围绕这一探访，来对当代欧陆激进政治哲学展开一个重新考察。笔者旨在提出：这些不同的当代政治哲学路向，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质，即在共同体内部凝视深渊性黑洞，并接受后者的回视。

       本文第二节将讨论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香特尔·穆芙(Chantal Mouffe)的“话语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激进民主政治”。在拉克劳、穆芙的背景参照下，本文第三节将进一步引出两位真正“陷入”奇点的政治哲学家——齐泽克与乔治奥·阿甘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真正发展出了“奇点政治”，并因此实质性地开启了“后人类政治哲学”(posthuman political philosophy)或者说“怪物性政治哲学”(monstrous political philosophy)。本文第四与第五节分别讨论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及其合作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布鲁诺·拉图尔所各自发展出的两种带有“奇点政治”色彩的“话语政治”：同拉克劳、穆芙一样，奈格里与拉图尔皆没有“陷入”奇点，而是在话语的边界之内，向奇点持续性地投去凝视。尽管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对“后人类政治哲学”的地平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拉图尔)，但在笔者看来，他们都未能实质性地超出“规范性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