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面临着类似的二元难题：个体与社会过程、心理认知与社会结构、精神与物质，等等。这一对立往往被表述为“结构”与“能动”，或者说“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矛盾。一面是诸如孔德、涂尔干、帕森斯等拥立结构一方的学者所采取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路径。而另一面则是韦伯、加芬克尔、戈夫曼等学者基于阐释学、现象学传统的阐释主义路径。特别是对于二战以后的学者来说，如何调和这种分裂成为所有社会学话语与社会学实践不得不处理的核心难题（Bourdieu，1977；Giddens，1986；Pels，1998）。借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社会分析的任务正是在于“将人类行动的观念与结构性分析相关联”（Giddens，1979：49）。 在所有反二元论的学者中，拉图尔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罗蒂曾盛赞他为克服二元论传统的最出色阐释者（刘鹏，2012）。他的理论生涯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递进的阶段：前中期多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为核心本体论，在诸如《实验室生活》《科学在行动》《我们从未现代过》《重组社会》等作品中，他将批判矛头直指“现代人”在认识论上所做出的一系列二元划分：主体/客体、社会/自然、价值/事实，等等。但是在实践中，现代人又恰恰不断跨越这些边界，使得各种“杂合体”（hybrids）不断滋生（Latour，1987；Latour，1993；Latour，2005）。而随着研究的推进，拉图尔越发感觉到ANT解释效力的不足，他坦言：ANT“有着强大但却短暂的影响……它的短板在于只是以一种方式去理解所有事物……而多元存在主义（ontological pluralism）不能只通过一种存在模式实现”（Latour，2014a：265）。据此，拉图尔在晚期作品《诸存在模式探究》中讲述了自己一直隐秘从事的庞大“经验形而上学”工程，即关于不同存在模式的多元存在论描绘（Latour，2013）。我们从中亦能窥见他自身的理论延续性：从《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经典二元论的激烈否定到《诸存在模式探究》给出一种替代性的非二元论体系（孟强，2015）。 当然，拉图尔“挑衅式”的理论立场也遭到不少研究者的质疑，包括同属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传统下的布鲁尔、柯林斯、夏平等人（Bloor，1999；Collins & Yearley，1992；Shapin，1988）。总的说来，上述批评者的基本共识在于，拉图尔为了克服二元强行将“物”，或者说“非人类”（nonhumans）带入解释框架之中，甚至谈论起了物的能动性，这自然是坚称各种“社会”解释的学者们所不能容忍的。 倘若我们从拉图尔所致力建构的形而上学框架中稍稍回撤，进入对物的社会学讨论中，拉图尔的理论似乎显得“语焉不详”。一方面，拉图尔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包含实验室科学、技术、微生物、交通系统在内的各种经验性个案——这些研究为拉图尔赢得了颇高的学术声望。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看似主题各异，但暗含着拉图尔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尽管他从未详细说明过这些研究背后共同的社会理论框架是什么。一个有趣的点在于，拉图尔早期的写作时常借鉴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的成果，将人类社会与猿类族群相比较，意在说明为什么只有在人类社会才有稳定的“社会链”的结晶（Latour & Strum，1986；Callon & Latour，1981）。依他的观点，利维坦（Leviathan）不仅仅依赖于象征性的互动关系，而且需要更为“持存”的物质材料。这一点也贯穿于拉图尔对所谓“经典”社会学家们的批评中，即物成为他们研究中的“失踪质量”（missing mass）①。换句话说，传统社会科学总是不自觉地站在了“人”这一方，而“物”往往成为盲点。为此，拉图尔宣称需要建立“一项名为物之社会学（sociology of artifacts）②的新事业”（Latour，1992a：227）。 上述论断似乎给出了一条解读拉图尔的新线索，即以物为核心构造一种对于人类行动的结构性分析。的确，在面对社会链被理解成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交互关系传统阐释中，拉图尔反其道而行之，呼吁考察“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Latour，1996a）。换言之，如果说社会科学在寻找以人为中心之社会联结的总体性原则的话，那么拉图尔所做的恰恰是要将这条路线颠倒过来，将研究者的目光从“人”引向“非人”，从“主体”引向“客体”。因而在本文看来，拉图尔的整个“社会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将物带入社会链分析的原则之上。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中，拉图尔为解决二元论问题提供了一条另类的出路——这恰恰亦是“物之社会学”的独特性所在。 一、没有物的社会学 理解物之社会学的前提是考察拉图尔所针对的“靶子”为何。在他看来，经典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们秉承的是一种“没有物的社会学”（sociology without an object）传统。乍一看这样的言论似乎有些言过其实，毕竟没有研究者会忽视人际互动中的各种物件，例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莫斯就曾试图通过“礼物”这一概念来理解社会的“总体性事实”（毛斯，2003）。可以说，物从来就没有在社会研究中完全缺席。但拉图尔显然志不在此，在他看来，所谓“没有物”意味着物在社会研究者的理论操演中变得“难以触及”。回想一下所有人文研究中关于社会与自然的二分，一方是隶属于“主体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世界，而另一方则是“客体的”“自然的”“事实的”物的世界。拉图尔提醒我们注意，在这样人为设定的二分中，物事实上就与人类世界割裂开来，进而只能以三种具体形式出现：“工具”（tool）、“设施”（infrastructure）和“投射镜”（projection screen）（Latour，1996a：235）。就工具而言，物体现为“所有者”意志（当然指人的意图）的承载与表达；而设施表达的则是物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物理载体；投射镜意在说明物成了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例如身份、地位、品味）的表征者。例如，我们如何理解银行间隔柜台这样一个具体物件？它显然是一个方便柜员与顾客交流但同时又保护柜员的“工具”，但又和周围的所有物件联系在一起，构成整个银行建筑的基础设施。最后，它显然与栅栏、篱笆等设施不同，是一种文明性的公共服务机构的“表征”。我们在这三种形式的分析中触及了“物”吗？并没有，我们事实上只看到了物背后的某种社会意图：它或是某位银行管理者风险防范意识的表达（“工具”），或是建筑设计师的力学结构安排（“设施”），或是现代化的社会服务的体现（“投射镜”）。无论如何，我们只看到了物背后的东西——拉图尔会告诉我们，这种社会分析的逻辑恰恰是因为研究者本身已经先验设定了“物”与“人”的二分，进而用人的某类社会意图来解释物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