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年来社会学引人瞩目的所谓“情感转向”，诸多学者已经指出，尽管社会学从其古典时期开始就已把情感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中（Turner & Stets，2005：21，27，36-40；王鹏、侯钧生，2005；Turner，2009；成伯清、李林艳，2017；杨修业，2021），但通常认为情感社会学被学科化地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柯林斯、霍赫希尔德、肯普尔、舍夫等美国学者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的发表，以及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情感社会学分会的成立（Stets & Turner，2006：1；Turner，2009；成伯清，2017）。因此，现在通常所说的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成熟分支领域的情感社会学，于40多年前从它的母胎（美国社会学）中诞生出来之时，先天就带着美国社会学当时极为浓重的微观社会学（microsociology）色彩（这一色彩产生于对帕森斯式宏大理论的批判，并受到中层理论潮流的洗礼）。这一分支领域的主要引领者对此也毫不讳言，斯戴兹和特纳明确指出情感社会学首先主要是微观社会学的最前沿（Stets & Turner，2006：1；Turner，2009）。这从上述二人合编的两卷《情感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Stets & Turner，2006，2014）的基本内容中，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势所必至的是，情感社会学这种强烈的微观化倾向已不满足于在社会学领域内打转，所以美国（及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地区）情感社会学越来越强烈的动向乃是往心理学、神经科学甚至生物学等领域延伸。两卷《情感社会学手册》（尤其是2014年出版的第二卷）同样表现出了这一趋势。此外，特纳甚至与大卫·弗兰克斯合编了《神经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Neurosociology，Franks & Turner，2013），他本人也试图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人际互动（Turner，1999）与宗教起源及演化（Turner，2016）等社会学经典问题。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上述这种主流的情感社会学的确在社会的微观层面将情感过程及其在社会诸领域中的展演机制剖析得极为细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情感的社会性的理解。然而，过度执着于微观层面的精细研究甚至诉诸生物性解释，将使情感社会学丧失其社会学想象力（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甚至使其本身乃至整个社会学面临根本性危机。成伯清（2017）指出了这种情感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重大缺陷，包括理论视角上系统性忽视宏观社会结构、缺乏历史维度，方法上过度的实证主义倾向忽视了意义解释的重要性等。进一步而言，情感社会学的这一基本状况，一定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当前社会学的总体状况呢？ 因此，在以上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显然有必要重新回到社会理论的古典时代，将那些曾经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及其思想成果重新打捞起来，以期有助于今天的情感社会学彻底摆脱羸弱贫乏的想象力和短浅狭隘的理论抱负，真正为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富有创见的思想。 在社会理论古典时代最重要的若干人物那里，例如常常被追溯为社会学源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诸多理论家（主要包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及约翰·米拉等人，可参见Hill，2006：1-9；王楠，2006）及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涂尔干，2020：5-6）等人，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或者说如何为现代社会秩序寻求更牢固的根基（而非诉诸神学或理性主义的解释）几乎是一个被共同关注的核心主题。在这些人，尤其是休谟、斯密和卢梭等人中，从人类普遍的自然情感出发探讨秩序根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条相当具有共识性的思想路径。这一路径的开辟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以理性（及其各种变体）构想秩序的各种思想方案。遗憾的是，如今这一脉的思想遗产几乎没有被情感社会学研究者们认真审视过，即便偶被提及，也往往不过是在“引言”里被追认作其研究问题的渊源，于是也就成了亟待被超越或者早已被超越了的对象而不必再加以注意了。 另一重遗憾是，上述的挑战实际上并未有效制衡各种理性主义的秩序构想与相应实践；相反，随着现代理性的高歌猛进，各种理性主义的秩序构想越发显露出威力，真正造出了一个至大无外的宰制性铁笼。这类从抽象理性出发构想秩序的方案，因其根本上的去人性化、非人性化乃至反人性，带来了严重的历史后果——高压专制的极权统治、连绵不绝的暴力革命、世界范围的全面战争甚至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齐格蒙特·鲍曼（2011）的名著《现代性与大屠杀》给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与历史的逻辑。 今天我们面临的建基在理性之上的现代秩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因而，重新思考情感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具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得多的现实意义。也只有通过重新思考这样的根本问题，打开思想视野，重塑理论想象力，情感社会学才有可能真正摆脱现实危机，完成自我救赎。而要开展这一研究工作，首先固然需要从社会学出发重新认真整理上文所说的18世纪苏格兰及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遗产；此外，也需要打开文明比较的视野，像韦伯曾经尝试的那样，带着当前时代的问题意识去审视欧洲之外其他诸文明的思想传统（对我们而言，首先当然是中国自身的），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时代问题时获得更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对于前一方面，虽然还远谈不上形成潮流，但已经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如Berry，1997；Hanley，2009；Frazer，2010；Brewer，2014；罗卫东，2006；王楠，2006；渠敬东，2011，2012；康子兴，2015；张国旺，2012；杨璐，2018）；而后一方面的工作则少有人涉足，因此本文拟作后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