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路线图是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文化领导权和接合理论的研究范式。无论哪种思想体系，都旨在解决文化的“反映论”问题。所谓“反映论”，是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而将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归于上层建筑，并视之为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认为经济基础是绝对的存在。本文将以批判的视角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历程进行追踪和评析，尝试揭示其理论困境以及导致困境的原因。 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范式 (一)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为了抵制英国本土的精英文化主义和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还原论，英国学界出现了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文化主义的理论特点，一是将文化研究置于英国的现实语境中，二是将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也就是说，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立脚点在于打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决定关系，冲破文化作为物质的“反映论”思想。 文化主义强调文化的解放力量，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甚至认为文化是对社会发展起着某种决定作用的力量。譬如，威廉斯认为，“人类的创造因素是自身个性与外在社会的根源；它既不能被艺术所限制，也不能被政治决策和经济生活的系统所排斥”；再譬如，汤普森指出，文化“是能动的过程——人类据此过程得以创造历史”。①而在方法上，文化主义强调具体客观的经验性描述的重要性。譬如，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直接选取了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及文化要素，直接与历史、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进行文化分析，形成了具有历史性、经验性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汤普森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详细考察了1780-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劳动、生活水平、休闲和娱乐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得出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的事实、而且也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的结论。文化主义坚持文化唯物主义原则，即文化形式与物质生活的同一，并将“意义”作为核心范畴，视之为社会生活中人的文化活动的产物。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将“文化”视为“有关不同社会的种种描述的总和，这些描述可以使社会获得意义并反映它们的共通经验”②。之后，威廉斯还赋予了文化第二重意义，探讨了文化与实践的关系，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整体方式”。这样，文化概念就被扩大，超出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指向，贯穿所有社会实践，成为“关系”的总和，从而被定义为“对整个生活方式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③后来，斯图亚特·霍尔虽然批判了文化主义过分注重经验、把实践还原为文化经验、将经验本质化的错误倾向，但还是在早期的文化研究，尤其是《通俗艺术》中运用了这一研究范式。 总之，文化主义研究学者试图通过社会要素间的关系“把握一个特定时代、作为整个经验性存在的所有实践和社会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④，赋予文化(意识和经验)以核心地位，高扬人的主体性，重视经验，展现了文化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 (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 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范式是在引进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依据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挑战反映论，认为人类是通过“结构”来言说的。因而该研究立足于“结构”的系统性特征，强调由差异建构而形成的复杂结构中的统一性(“整体”)问题。⑤第二，结构主义认为文化是创造的领域，正是通过文化，社会现实才能够被生产、建构和阐释。而且，系统内部的构成关系是意义产生的语法所在，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框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和本质。第三，结构主义反对文化主义对“经验”的强调，认为人们处于文化范畴、文化分类和文化框架之中，是通过文化去生活、去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的，而经验不过是被构造出来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结果。 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在文化研究中都从不同侧面表现出上述特征。佩里·安德森一方面对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又遵循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强调。特里·伊格尔顿通过文化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完成了文化理论领域的结构主义转型。霍尔将其文化研究从人类活动的“意义”(meaning)转向语言运作的“意指”(signification)，以此探讨语言的本质及文化生产的意义，他认同语言系统先于并决定着“现实”的观念，认为话语不是“对‘现实’的‘透明’呈现，而是通过‘符号操作’来对知识进行建构”⑥，进而强调文化的具体性和不可还原性。与此同时，霍尔还认为意识形态是生成意义的体系，可以定义社会的实践规则。 总之，结构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原创性阐释，从而使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而且，相对于文化主义的“文化是生活经验的表现”而言，结构主义认为文化是产生经验的前提，是我们的意识和经验的基础，“从而完成了对经验和文化的去中心化”⑦。 (三)领导权与接合理论研究范式 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既相互交织又彼此对峙，最终通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得到了“超越”。葛兰西的“领导权”一方面为文化主义研究中的“整体生活”引入了权力及意识形态的斗争因素，另一方面也纠正了结构主义反历史的抽象形式。葛兰西阐释了支配性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实践中的运作机制，认为它加入了操纵“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认同控制，即意识形态通过大众文化实践而成为一种“常识”，进而被统治阶级认同。所以，在葛兰西看来，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进行“商谈”的平衡产物，它既不像文化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被统治阶级自下而上的真实利益的表达，也不像结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负载着统治阶级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的认同过程必然充满着谈判和斗争。与此同时，葛兰西积极主动的“文化商品消费”思想也恢复了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中缺失的主体。总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结构与能动、生产与消费、抵制与融合的辩证关系中提出了认识大众文化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