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22)05-0043-11 在历经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公共文化阵地业已基本夯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渐续步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品质、均衡、开放、融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引，以“顺应公共文化服务从外延扩张到内涵提升的重大环境变化”①。 尽管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不俗成效，但仍然显现出供需错位、居民获得感不高、管理服务效能不优等发展困境。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傅才武等人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增量投入未能带动绩效提升，反而使其陷入绩效困境，需要调整财政保障政策思路。②巫志南认为，当前我国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尚存在主线不明确、供给不精准、效能待提升、创新待加强等短板，需以多手段加强精准化供给。③陈波等基于“互联网+”视角，针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存在的供需错位、供给主体单一等问题提出了改革思路。④李少惠等从政策扩散视角发现，实践、理念和制度三者间的内在张力可能弱化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的持续性和绩效。⑤赵迎芳则研究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在均等化发展中所面临的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非均现象突出、投入方式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⑥吴理财等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调研，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仍旧存在公共文化产品参与偏差、公共文化服务的民主参与式微、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信任危机等问题。⑦这些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和不同分析维度阐释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诸多困境、原因及其对策，但理论解释力仍待强化。因此，本文引入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来阐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以期为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提供一个新的解析框架。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化表征 “内卷化”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人类学者戈登威泽提出。此后，格尔兹将其用于研究印尼爪哇岛的农业经济并提出“农业内卷化”的概念。黄宗智教授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时，又将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纳入其中，将“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效益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总产量增长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⑧。美国学者杜赞奇则将其拓展至政治领域，进一步提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随后“内卷化”便被广泛应用至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众多研究领域中，涉及“乡村治理内卷化”⑨“基层组织内卷化”⑩“农村教育内卷化”(11)等。从“内卷化”理论内涵看，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某些层面和某种程度上业已呈现出“内卷化”趋向，主要表现为供给侧供给的低水平重复、消费侧公众的低度参与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低绩效徘徊。 (一)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水平重复 在供给侧，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均属于公共产品，因此主要依靠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供给，市场和社会主体作为补充。为弥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底子薄、基础弱的问题，党和政府于21世纪初开始全面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覆盖城乡的阵地建设和网络布局。由于这个建设过程主要依赖行政体系，以标准化方式快速推进，在快速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了当前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水平重复，体现为内容低质、重复供给及创新惰性。 当前，“重量轻质”，有“高原”缺“高峰”已是文化供给的常态。多年持续不断的财政投入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但硬件设施的完善只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服务内容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质量水平有限。以文化馆(站)为例，大部分文化馆(站)的服务供给流于形式，缺乏高质量、精品化的文化服务。2019年，全国2936个县市级文化馆提供文化服务达591592次，但组织品牌节庆活动仅4756个，每个文化馆年均提供文化服务201.50次，但品牌节庆活动仅为1.62个(12)，优质精品活动缺乏。同时，当前乡镇文化站传统的“老三样”(书报室、计算机室、培训室)供给内容也无法有效对位居民更高的文化需求，居民有较高认同的只有少数乡镇文艺活动(如广场舞比赛等)。(13)再如，“送戏下乡”及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时常因剧目、影片内容陈旧，出现演出或放映人数远多于观看人数的尴尬场景。 在服务品质不高的情况下，多部门、多机构的重复供给加剧了公共文化供给的内卷化。以文化馆(站)为例，其业务范围主要为举办展览、讲座和培训，组织群众性活动，进行非遗传承和展演等，在职能范围上与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院团、非遗机构等公共文化机构既有一定补充，但又多有重合，导致诸多产品和服务的重复供给。再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中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与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也存在功能重合(14)，多个机构同时供应多有重复的图书资源、电子资源。这种多部门对同一类型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散式投入、重复式供给形成挤兑效应，加剧了公共文化资源的闲置浪费，引发“机构空转”和“孤岛运行”。 此外，社会环境变迁所引致的公众文化需求变化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创新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但现实的境况是，因“压力型体制及数字化政绩考核的现实制度”(15)以及激励不足等因素影响，公共文化机构难有余力和动力对服务内容进行创新，往往表现出创新惰性。以国有文艺院团为例，2007-2019年，全国文化部门2000余个艺术表演团体新创并首演剧目数由1250增长至1654，但团均每年新创并首演剧目数仍不足1个。同时，由于奖项“政绩化”和评奖功利化，不少新创剧目沦为了一种“创新表演”的产物，投入不菲但脱离群众，很少进行持续性演出。公共文化机构的创新惰性与当代群众的多样化、异质性需求相脱嵌，引致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