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2)11-0024-10 一、引言 作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承载了多元的社会内涵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影响着城市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不同性质的城市空间隐喻着不同的城市现象和社会命题，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折射了城市生活的公共议题，城市文化空间的消费与生产则透视了城市发展的文化态势。当前，关于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范畴，但是较少关注城市的亚文化空间，探讨亚文化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选取了Live House这一较隐秘的城市亚文化空间作为研究案例，Live House全名为Live Music House，是一种小型的现代室内现场音乐展演空间业态——为追求独立音乐理想的创作型音乐人提供音乐展演场地，其起源于欧洲，成形于日本，近年来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如今约有500家Live House分布在全国各城市。国内有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相关研究①，主要从企业经营和产业互动的视角对Live House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但是尚缺乏对Live House文化属性与空间特性的详尽研究。由于Live House是一种新兴的城市边缘文化空间业态，且与亚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存在密切相关性，因此以Live House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城市亚文化空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Live House不仅是一个文化消费空间，还是一个继承、重构音乐亚文化精神遗产的亚文化空间，其具备的文化效用、对城市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批判和滋养、破除城市异化空间的潜能、与多元尺度空间的关系等意义皆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的跨学科视角，结合伯明翰学派等人的亚文化理论与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空间理论，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法，探究作为城市亚文化空间的Live House的空间建构逻辑，阐明亚文化群体如何在Live House中构建亚文化空间认同和进行亚文化空间生产，揭示Live House在空间、艺术双重异化的背景下受亚文化空间资本化影响而凸显的问题，以及管窥Live House与其他尺度空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二、Live House与亚文化的合成机理 国内有学者认为，城市文化空间是指具有文化记载、传播、生产和消费功能，受市民普遍认同的公共空间和场所。②而城市亚文化空间与一般意义的城市文化空间不同，它是以亚文化作为表征的文化空间，这一空间特性将它与公共文化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娱乐消费空间等类型的城市文化空间区分开来。何种文化空间能被定义为亚文化空间，涂尔干认为，对空间进行文化性区分可以以人群分类和差异化的情感价值作为依据。③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观照该空间在社会文化“中心—边缘”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因此，以下三种要素构成了Live House作为城市亚文化空间言说对象的前提：一是Live House所展演的音乐亚文化风格；二是Live House的空间活动主体，包括音乐人④、经营者、观众及相关亚文化群体的行为表征及其社会关系；三是Live House作为“他者”的边缘性城市空间特质。此外，Live House在国外的发展历史与国内向好的发展趋势，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而非昙花一现的现实语境。 (一)Live House的历史沿革与展演音乐风格 Live House的前身是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欧洲独立音乐潮流兴起的Rock Pub(酒吧摇滚)，这种依附于酒吧的音乐演出模式为初创的摇滚乐队提供了难得的展演机会和音乐实验条件，许多国际知名乐队如“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The Sex Pistols(英国性手枪乐队)”就是从Rock Pub中成长起来的。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酒吧与音乐亚文化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⑤但是，酒吧虽然是音乐亚文化的发源地，其营业主题却仍是以品酒消费为主，音乐只是作为一项为酒吧增色的附属服务，这导致音乐亚文化的意义属性始终屈从于酒吧的消费属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摇滚乐的盛行，Rock Pub相继风靡于日本、美国、中国等国家，随之在日本正式演变为了Live House。从Rock Pub演变为Live House的过程中，展演的音乐风格变得更加多元，为音乐服务的空间配套设施也逐渐完善，音乐消费取代了品酒消费成为了空间的主要功能，在采用了正规票代系统和开展大型活动向政府报批方式后，Live House在延续Rock Pub的文化传统下，在空间属性上发生了质变，这意味着音乐亚文化空间由“寄生”走向了自治。 摇滚、电子、民谣、古典、爵士、古风、说唱等多种风格的小众音乐在Live House中得到庇护与拥簇，这些音乐作为空间存在的根基，激发了趣缘群体之间的认同，并催生了Live House的亚文化空间实践活动。摇滚、朋克、嘻哈、民谣等音乐延续与继承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独立音乐亚文化的精神遗产，它们追求原创、强调真实、理想至上，有意维持着与商业意义上的流行音乐创作理念的区隔，同时具备批判与反思的特质，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它们抵抗商业资本与主流文化的姿态异常醒目，成为了“青年群体批判社会，参与社会运动的一种表达方式和文化实践”⑥。 在音乐本土化的语境下，一方面中国Live House所展演的音乐风格保留了西方独立音乐的创作理念和格式，但是相较而言，其文本会更加隐晦，涉及生僻内容时，往往会选择用英文来代替。另一方面，虽然作为西方独立音乐文化的飞地，但是他们也在寻求原创与进行创新。中国的Live House通过本土叙事的视角，以敏感和委婉的音乐话语，表达关于中国现实问题和社会变迁的意见和情怀。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于流动裂变的社会现实中，凝练了青年的时代彷徨和自我审视；民谣乐队“五条人”将视线聚焦于城市化议题，关注城市边缘人群的生存状况。恰是这些具有思想深度的音乐精神促使Live House选择了一条与追求“有序消费”和“休闲机器”主导下的流行音乐工业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看似休闲娱乐的消费下孕育着独立音乐艺术的理想胚胎，既强调情感也倡导思想，不依赖娱乐来逃避现实矛盾，而以偏离、游戏、启蒙和抵抗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同时获得自身存在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