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与记忆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古希腊神话中司记忆、语言、文字的女神谟涅摩绪涅和宙斯结合生下了司文艺的女神缪斯。这个神话的寓意很清楚：记忆乃文艺之母。在被心理学垄断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记忆研究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文化和社会理论视野，如今已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阿斯曼，《记忆作为文化学》117)。著名文化记忆研究专家阿斯特莉特·埃尔与安斯加尔·纽宁在《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文学与回忆或者说记忆(个体以及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已经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文化课题之一。”(埃尔 纽宁 209)他们列举了文学研究的五大“记忆纲领”——文学的记忆、文学体裁作为记忆场所、经典与文学史作为文学和社会的机构化记忆、记忆的模仿、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中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并分别做了扼要阐述，展示了文学研究与记忆研究结盟的广阔前景。在埃尔看来，“从荷马的著作《伊利亚特》开始，文学和集体记忆就有了紧密的联系。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越来越被广泛传播的主题‘记忆文化’，文学研究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文学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文学作品的记忆文化原型、对社会与过去的关系的演示和批判反思，还是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交汇点的描述，或是对记忆竞争的协调，都是以文化学和记忆理论为指导的文学研究的课题”(223)。很显然，这个列举仍然是很不完全的。 在大陆学术界，与记忆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比如，以“文化记忆”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可以发现关于文化记忆的学术论文数量逐年上升：2000年2篇，2005年19篇，2010年75篇，2015年101篇，到2020年则飙升到了1631篇(其中文章题目含“文化记忆”的就有1032篇)。①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或许是最早自觉地将集体记忆理论引入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文化研究方面，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在国内大屠杀记忆书写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意义。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于2011年提出了“文艺记忆研究范式”这一概念，并以“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创伤记忆”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勾勒了该范式下可能的学术生长点。(陶东风 13)由于写作那篇文章时接触的相关成果还很有限，很多观点未能展开。特别是其中需要认真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文学创作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尚有很大的深化和拓展空间。埃尔曾经指出：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是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交汇点，其首要特征即为“对于处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记忆而言，它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框架”(埃尔 227)。这个结论对于不同体裁和类型的文学都是适用的。 本文就是笔者试图将文学创作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加以深化的一个尝试。 一、“集体记忆”概念及其引发的争议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20年代系统阐释了“集体记忆”这个概念。③哈氏在其代表作《论集体记忆》中所论述的核心问题是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建构。④哈氏认为，个体记忆深刻受制于“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在西方学界引发了不少争议，对它的质疑、误解和批评一直不断。有意思的是：在两种有代表性的质疑中，双方的立场和出发点却正好相反。 有一派认为，由于深受柏格森个人主义哲学的影响，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没能完全摆脱个人主义色彩。比如保罗·康纳顿认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重点阐释的是记忆如何被社会地建构，但记忆的主体仍然是个体而不是集体，集体/社会只是群体中的个体记忆形成的一个框架条件。当哈布瓦赫说“正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群体身份——尤其是亲属、宗教和阶级归属，个人得以获取、定位和回溯他们的记忆”(康纳顿 36)时，记忆的主体依然是个体，“群体”(包括家庭的、宗教的以及阶级的不同群体)一词只是“给个人提供了他们在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记忆是通过一种映射来定位的”(37)。概言之，这一派的批评集中在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还不够集体主义。 另外一派则正好相反，认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过于集体主义，忽视了个体记忆的差别，有“社会决定论”倾向。在社会学领域和文学研究领域都不难听到这样的批评声音。著名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其《关于他者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写道： 严格地说，不存在集体记忆这样的东西，它不过是集体罪这类虚假观念家族的组成部分。但是存在集体的指令。 所有记忆都是个体的，不可复制的——随个体而死亡。被称之为集体记忆的东西，不是记忆而是约定(stipulating)：是重要的，这是关于它如何发生的故事，用图像把故事固定在我们的脑子里。意识形态创造了作为证据的图像档案、代表性的图像，这些图像包裹着关于意义的共同观念，并引发可以预测的思想和情感。(Susan Songtag 85-86) 依据桑塔格的观点，集体/社会没有用来记忆的神经器官，因此不可能进行记忆。她和其他怀疑“集体记忆”概念的人一样，不能想象记忆可以没有生理基础，或可以独立于个体经验而存在。在她看来，集体记忆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而意识形态则是影响和操纵人的信念、情感和意见的一套“煽动性的意象”(provocative images)。依据阿莱达·阿斯曼的解读，桑塔格在此想告诉我们的是：“意识形态这个词意味着这类强有力的图像伴随着危险的价值和思维方式，因此必须受到批判和废除。”(Assmann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