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世俗化潮流的不断推进，大众文化的触角越来越深地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既往的道德、伦理、美学传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大众文化场域内的复杂形势表征着新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的急剧变化，这一全新的文化形态深深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情感模式，值得重视和研究。大众文化旗帜鲜明地以“快感”为核心诉求，这些不断追逐并满足着我们的快感的文化形态吸引着资本的注入，鼓励着受众的沉迷，也因此唤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快感机制是我们在面对大众文化的当代流行现象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当代大众文化怎样唤起受众的快感？这些快感形式对受众起到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作为一种“快感文化”的大众文化？本文主要着眼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文本，①力图回到“现场”，考察受众如何在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快感”，并对此作出理论性的归纳。大众文化的当代流行具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本文试图对其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借此稍许增进对当代大众的把握和理解。 一、拟象、仿真与白日梦 在文本的表现形态上，大众文化呈现出与精英文学截然不同的特点：如果说精英文学总是力图“寓教于乐”，通过揭示现实生活的深层真理唤起疗救社会病症的意识，指导人们更合理地生活；那么，大众文化则力图构筑“白日梦”，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愉快的东西，以加滤镜的方式表现现实生活。早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安排故事情节的背后逻辑无非是“既然世界不可改变又如此痛苦，为什么不能让我爽一点”(邵燕君，《在“异托邦”里》17)。无疑，“造梦”机制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快感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理解了作为“梦工厂”的大众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作为“清醒着做梦的人”的受众。大众文化为受众编织的“白日梦”如何唤起并满足受众的快感？ 在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象”(simulacra)和“仿真”(simulation)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所谓“拟象”，是指后现代社会中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支宇318)它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自摄影、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诞生以来，“拟象”已经实现了对客观存在物的精确复制和逼真再现，使“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近年来，随着3D建模、银幕特效、VR仿真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拟象”进一步实现了对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虚拟物象和虚拟场景的创造，“虚拟”进而衍化为“虚拟世界”和“虚拟现实”，使人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与真实世界的区别。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拟象”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有可能完全脱离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构成一个独立自洽的封闭体系，也即一个比“真实”更加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ity)世界。(Baudrillard 6)如果说这一判断在八九十年代还像是一个带有几分激进色彩的理论预言的话，那么，在当今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一个所谓“黑客帝国”对真实生活的渗透和取代就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指向性了。 鲍德里亚以迪士尼乐园为例说明了“超真实”世界的运作模式：“迪士尼乐园是所有拟象次序混杂的完美模型。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幻影和幽灵的游戏：海盗、西部边疆、未来世界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想象性世界确证了人为运作行为的成功。”(12)作为“拟象”，迪士尼乐园中的米老鼠、唐老鸭、小美人鱼等人物形象可以被视为某种没有所指的能指，这些形象不指向任何外部的意义或价值，它们的含义来源于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符号编码规则，独立于迪士尼乐园以外的现实世界而存在。由此，迪士尼乐园构成了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异度空间”，在这里，众多虚拟形象熙熙攘攘地交谈、走动、生活、死去，按自己的逻辑衍生出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 迪士尼乐园的运行规则也正是大众文化文本的运行规则，或者不如说，当代“类型化”的大众文化文本正是一个个微型的迪士尼乐园。每一种“类型”的背后实际上都隐含着某种特定的编码规则和运行逻辑，当我们指称某个大众文化文本为“玄幻”“武侠”“穿越”“言情”等时，我们所谈论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拟象与拟象的交互关系构成的、不与外部世界有所关涉的符号编码规则。 在大众文化的“行话”中，这些符号编码规则一般被称为“世界观设定”。有学者指出，从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看，“世界观设定”虽然借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物象，但并未延续其背后的现实所指：“(大众文化)将任何朴素意义上的‘现实世界’或某种‘神圣秩序’统治下的‘尘世世界’打碎，从原先总体性的叙事中抽离，变成飘浮孤立的‘元素’。”在抽绎出物象的能指层面之后，大众文化引入自己的编码规则对这些能指进行重新组织，从而赋予它们全新的相互关系和发展逻辑，此时，文本便脱离了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成为能够不断自我增值、自我发展、自我进化的封闭体系。“这样先‘要素化’再‘设定’然后开始‘故事’的基本艺术逻辑是‘模拟’而非‘模仿’，也就是一开始就预设那些虚构设定为假，而这种‘模拟’所在意的‘真实’是一种混合了情感真实和规律真实的较为复杂的织体。”(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21) 我们在绝大多数的大众文化文本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特质，其中，网络游戏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型网游往往具有特定的内在运行规则，如“升级打怪”“角色攻略”“策略博弈”“数值养成”等，这些规则有可能是某种现实社会规则的象征、简化、变形、反转、加工等，但并不与现实构成直接映射的关系。一旦受众接受了其规则，就可以被邀请进入该游戏的文本世界，并以想象式地扮演其中某个角色的方式参与到故事的发展和构建之中。在这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文本世界中，所有规则都是围绕“主角/受众”展开的，“参数”精心设计，“外挂”巧妙安排，最终使受众在一场假想式的历险之中得到某种心理代偿式的满足。无疑，这种满足感正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谓的利比多(libido)的宣泄，经由大众文化，受众短暂地逃离备受压抑的现实生活，想象式地实现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获得现实中不可能获得的体验，从中得到一种心理疗愈的效果。类似的现象还可见于电视剧、动漫、网络小说等文本中，事实上，受到媒介融合的影响，这种“游戏思维”正在超越网游本身，深深地渗透到其他文本形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