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10-0023-10 余英时在其“士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他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中明确提出了这个论点：“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①，而对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他是用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来加以界定的： 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② 他同时也承认，按照现代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具有这样含义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③，但是，在接下来所做的中西文化对比中，由于发现“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便撇开了现代知识社会学的上述基本研究结论，径直在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画上了等号，并就此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十分有价值的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方出现得这样迟，而中国竟早在先秦时代便已产生了‘士’呢？”④在他看来，一个仰赖现代社会高度职能分化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竟然能够超越社会发展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这便是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有力证明，“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⑤。 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已经达到了像现代社会那样高水平的社会职能分化，从而在分化出高度专业化的知识阶层的同时，还进一步分化出一个以关怀社会公共价值作为自己专属社会职能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并且还俨然具有超越社会公权力之外的政治独立性，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余英时上述观点中存在一个基本逻辑错误：具有共同的属性并不能够决定共同具有该属性的事物是同一个事物。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士以天下为己任，也关怀社会公共价值，因此，士就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三段论推理是无效的，它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逻辑中项——“关怀社会公共价值”——是不周延的。因为能够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社会阶层不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否则，“知识分子”的概念就过于宽泛，所有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社会阶层和个人就都是知识分子了；但如果“知识分子”的概念还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职能的限制，那么，说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还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这就难免有武断的嫌疑。我们并不能够排除士可以在承担其他社会职能的基础上表现出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关怀；同时，在社会职能分化并不发达的古代，士在承担其他社会职能的同时还兼具一定的知识文化职能，也就是说，它作为社会有文化、有教养的阶层同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教化的职能，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且从来没有能够将自己置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士阶层，对相关于社会统治的公共价值当然是关怀的，且自身也的确是具有文化教养的。但是，其并不因此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且扮演的还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士与知识分子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一点，余英时本人在他的实证研究中也是承认的。在《士与中国文化》的第一章中，通过考察古代的历史文献和现代的研究成果，他承认，士至少在其历史的最初阶段不是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 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认作知识阶层。“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⑥ 通过引用相关的研究文献，他也承认“士”在一开始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贵族阶级的下层： 顾颉刚说“士为低级之贵族”，这是正确的论断。⑦ 综合《孟子》及《王制》所记来看，我们可以确知“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之最低的一层(所谓“下士”)则与庶人相衔接，其职掌则为各部门的基层事务。⑧ 因此，“士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首先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存在这一点，余英时也是承认的。余英时想要着力论证的是，在春秋后期，社会阶级发生变动，士与庶人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士由统治阶级的底层变成平民——享有宗法社会基本政治权利的社会阶层——的上层，而这为士转化为知识阶层、而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准备了条件。他这样说： 现在让我们接着讨论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的社会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⑨ 他想要论证，这个变动造成的不仅是士阶层的兴起，而且是士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现。因此，在讨论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以及士与民的逐渐趋同关系之后，他强调：“‘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帜。”⑩ 针对余英时的上述观点，我们要指出，想要论证士阶层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变而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兴起，这在理论上是正确和可以辩护的；但是，想要将它转换为论证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现，并且由此构成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这在理论上却是难以辩护的。因为，随着春秋晚期封建政治秩序的崩解、贵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作为贵族阶级下层的士随着这一衰落的过程崛起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并取得相对于传统贵族统治阶级的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与此同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加，甚至原来局限于贵族的古代文教传统(即余英时所谓的“道”)也发生了向着士阶层的转移，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有极高的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但这和他们是职能高度分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乃至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仍然是两回事。余英时没有认识到这里面存在的基本逻辑困难，所以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他的一个理论工作就是试图通过论证士成为古代文教传统的承载者，来说明士作为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崛起于春秋战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