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新自由主义“垂而不死”之谜 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与走向，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前沿与重大课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与看待新自由主义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死胡同，新自由主义方案也依然活着，而且活得不错。”①毕竟，资本主义在2008年之前爆发的所有重大经济金融危机，比如19世纪晚期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公共政策的转折点，更是标志着资本主义整体结构与发展道路的阶段性重大变革。而“肇始于美国，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无论就危机延续的时长，还是就危机影响的深度而言，都是1929至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②。新自由主义由于被广泛视为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仅在理论层面受到猛烈批判，而且在实践层面也陷入严重困境。然而，尽管遭遇了这一可怕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主要方面——竞争、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化、放松管制、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以及福利国家的紧缩——并没有被全面废弃，“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英国仍处于主流地位”。③ 因此，无论如何理解与定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政策安排、社会秩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它的霸权尽管不断遭到质疑与挑战，但依然“垂而不死”。为了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科林·克劳奇认为“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表面上鼓吹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但是在实际政策中则大力支持垄断性巨型企业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削弱巨型企业的控制力，反而以“大而不能倒”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其主导作用。④同样，大卫·哈维也认为尽管新自由主义倡导者经常将国家作为挤压个人自由和扭曲市场有效运行的官僚机器，但金融危机中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维护、捍卫和保障新自由主义的存在和运作至关重要。⑤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学者将这种理论假设与政策实施的差异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具有适应和接纳不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思想和社会环境的能力。⑥部分学者借鉴系统生态学中的弹性(resilience)概念，提出新自由主义具有从危机、动荡、失败、冲突中恢复稳定与秩序的弹性功能。⑦科茨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出发，认为新自由主义尽管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通过资产泡沫和债务支撑的消费支出来“产生高利润率，促进总需求的增长，并能为未来投资创造稳定的、可预测的条件”的金融化积累机制。⑧国内政治经济学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仍无法真正撼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是因为在危机之前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捕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⑨ 上述解释框架与策略从宏观与中观维度突出了垄断企业、国家权力、调节模式、弹性治理、积累体制在维护与再生产新自由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极具洞察力与解释力的理论观点潜在忽视的是这些因素在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参与新自由主义再生产的个体行为、观念、话语的主体性塑造，是如何构成新自由主义危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维度上，福柯所指出的要把新自由主义“当做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来研究”⑩，给予的启发意义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垂而不死”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垄断性、国家能动性、模式多样性、功能弹性、积累持续性，还在于这些因素共同建构的主体性形式及其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治理效应。 但是由于历史与认识的局限，福柯在这项“唯一一次涉足当代历史领域”(11)中，错过了作为新自由主义核心要素与内在动力的金融化及其生产的新的主体性。即使在受福柯影响的当代生命政治学者视域中，依然存在这一理论盲点与现实缺环。哈维就批评哈特与奈格里的新著《大同世界》对金融化生命政治关注不足：“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政治主体已经受到虚拟资本扩散的深刻影响——从信用卡文化到对住房价值收益的投机——就像任何福柯主义者运用生命权力一样。”(12)就现实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从全球构架、民族国家到企业家庭、日常生活的全面金融化(13)，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生命权力必然通过金融重新表达，塑造与召唤新的主体——金融化主体。鉴于此，本文基于福柯关于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理论框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现实存在，进一步阐明金融化主体的构建、特征与运作如何适应剥削、积累和剥夺的新自由主义机制，吸收与内化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危机、冲突、紧张、风险与不确定性，从而延续与再生产新自由主义。 二、金融化主体的构建与新自由主义的责任转移 在福柯的生命政治视域中，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基于自由原则和市场原则的现代治理技艺。它通过权力行使的经济化来调节社会与人口，并建构出一个在竞争中实现人力资本最大化的“经济人”。福柯没有料想到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而来的金融化将这一主体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即一个围绕着金融市场去展开金融计算和金融投资以组织社会生活、保障安全与福利的金融化主体得以建构。金融化主体以竞争和责任的个体化与内在化转移了陷入危机中的新自由主义所遭受的集体性、系统性攻击，增强了新自由主义的弹性与韧性。 1.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中“经济人”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