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与法权哲学的内在融贯

      [中图分类号]B516.35

      黑格尔在晚年讲了五次“世界历史哲学”课程，第一次在1822-1823学期，最后一次在1830-1831学期，历时近十年。(参见黑格尔，2014年，第20页；cf.Hegel，2015)在讲授“世界历史哲学”之前，黑格尔刚刚讲完“法哲学”大课(1819-1820)，并在1821年出版了《法哲学原理》。Recht有“法”或“权利/法权”两种含义，按照一般的理解，英法启蒙传统的自由主义讲“权利”，黑格尔则针锋相对地讲“法权”，尽管双方用的是同一个语词(Right/Recht)。我们很难因此说，黑格尔的“法权”论扬弃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说，毋宁说，凭靠世界历史哲学的支撑，“法权”论使得“权利”说显得更为周全而且稳固——无论黑格尔有多“保守”，他都是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为了认清这一点，本文将考察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与其法哲学如何内在地融贯在一起。

      《法哲学原理》分三部分，分别题为“抽象的法权”“道德”和“伦常”，结构如三位一体，即圣父(“抽象的法权”)生出圣子(“道德”)，圣子生出圣灵(“伦常”)。不仅如此，每一部分也都包含三章，以至于三个部分显得具有三位一体式的内在关联。如果这种论述结构暗含历史进程，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就应该被看作其世界史哲学的内在要核。(参见黑格尔，2017年；2016年；cf.Hegel，1972；1991)①

      果然，在《法哲学原理》第三部分题为“国家”的第三章最后一节(第三节)，我们读到了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简扼但十分精要的论述(参见黑格尔，2017年，第399-409页)；而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导论”的结尾部分，我们又看到了“国家的本质”这一论题。事实上，1822年开讲“世界历史哲学”时，黑格尔说，“本讲座的主题是普遍的世界历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紧接着他就提到，“在我的《法哲学原理》的结尾(第341-360节)，我已经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精确的概念……”(Hegel,2011,p.67)②

      与康德的普遍历史哲学观念相比较，黑格尔的“普遍的世界历史哲学”向前迈进的步子有多大呢？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康德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中坚，但黑格尔则既成了保守自由主义的基石，又启发了左翼激进哲学取向——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内含既激进又保守的思想要素？

      一、黑格尔如何理解史学

      进入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大致了解黑格尔如何理解“史学”和“普遍历史”。《世界史哲学讲演录》(按中译本计算)有长达一百页的“世界史的概念”，在这里，黑格尔清楚地表述了他对“史学”(Geschichte)的基本看法。史学不外乎三类：“原始的史学”“反思的史学”和“哲学的世界史”。“原始的史学”以作者的耳闻和目见为基础，主要涉及作者自己经历过的事件，因此是“未加反思”的。黑格尔还提到，诗人也记叙“现实存在的和正在消逝的东西”，但“更多地适合于感性表象”。(黑格尔，2014年，第11-12页)在黑格尔看来，史学必须排除“各种传说和民谣”，因为，它们与诗人的作品一样，对认识一个民族的意识没有帮助。按此推论，无论荷马还是维吉尔的诗性记叙都得从史学中排除出去。这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说法：

      在世界史中，我们首先必须涉及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同上，第12页)

      黑格尔说，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性”，即一个民族“已经达到原子式的固定性和有教养的个体性”。因为，“一个民族的真正历史开始于这个民族的意识的形成”。“原初的史学”无论多么原初，毕竟反映了“民族的意识”，传说、民谣甚至神话诗人的作品，都不能说是这种“民族的意识”的表象。

      “反思”意指精神的间接性，与之相反的是精神的直接性。“反思的史学”超出了单纯的纪事，或者说超出了当前时代和作者直接触及的地理空间。

      黑格尔接着对“反思的史学”作了进一步区分，它有四种样式。首先是单个民族的通史或多个民族的世界史的汇编资料，如果缺乏抽象的普遍观念，这类史学家至多搞出一堆“断烂朝报”。第二种样式是所谓“实用的历史编撰学”，其特点是“展现出一种当前对精神的需要”，“把遥远的过去激活为现在的东西”。这类史书是否有价值，关键在于史书作家是否把握到自己的民族在历史中的独特际遇——黑格尔突然说道，“恰恰唯有大人物在这里会猜中天理”(黑格尔，2017年，第17页)。第三种“反思的史学”样式即新派的“考证式史学”，黑格尔以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为例，但仅仅一带而过，认为不值一提。第四种样式是民族精神的专门史，如艺术史、科学史、政制史、法律史、经济史之类，这类史书已经接近哲学的史学。我们接下来看到，黑格尔把自己的史学称为“哲学(热爱智慧)的世界史学”而非“史学”。对这位哲人来说，只有“哲学[热爱智慧]的历史”才算得上真正的“普遍历史”。因为，人类历史“吵吵闹闹”，但“在这种吵闹的表面现象背后”，有“一种内在的、静穆的、隐秘的作业(Werk)”——这是“理性”在“劳动/工作”。真正“普遍的东西”是“理性”或“精神”，唯有热爱智慧者的世界历史目光才会看到这种东西。正是这个“理性”的“劳动/工作”使得世界历史有自己的“结局”(Ende)或“一个终极目的”。黑格尔用了“世界历史中的理性”这个表达式，它指向“关于一个终极目的自身的思维”(黑格尔，2017年，第25-26页)。言下之意，这需要一个“大人物”的思维来让这种理性在世界历史中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