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397/j.cnki.fef.2022.04.009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使得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学习，对他们而言，上大学不仅意味着获得知识和提升个人能力素养，更有可能跨越“农门”，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考上大学是向上流动的第一步，适应高等教育机构是下一个关键步骤”[1]。研究表明，学术和社会上的积极融入能够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取得与城市学生相似的成就[2]。然而，成功适应精英文化的过程并不总是积极的，融入精英大学的学生会面临新旧惯习之间的痛苦错位(dislocation)[3]，这种对社会出身的忠诚与排斥交织成一种矛盾的状态，使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经历着隐性伤害(hidden injury)[4]，并伴有与原生家庭、朋友、社区渐行渐远的风险。 中西方研究均表明，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情感体验上非常复杂，阶级跨越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使他们与父母的情感关系陷入“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既对父母的“举全家之力供出一个大学生”充满感激与愧疚，又会因原生家庭文化的不合时宜倍感无奈与羞耻。然而在对待父母的具体行动表现上，中西方大学生并不一致。西方成功适应精英文化的大学生通常表现出与原生家庭的疏离，而我国成功适应精英文化的农村大学生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则更为复杂且多样[5-6]。关注向上流动者的情感体验是近年来寒门学子研究的重要转向，但相关研究多为质性研究，缺乏大规模定量数据的支持，且忽视了寒门学子与父母之间情感关系的动态性变化过程。本研究利用全国范围的定量调查数据与访谈数据，探究我国农村大学生与父母之间情感关系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二、文献综述 子女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属于代际关系的范畴。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往往被身份角色的规范压抑，展现出对父母的迎合和顺从，以维持家庭作为一个联合体的纪律、等级和效率[7]。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年轻一代自主意识的崛起使得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阎云翔对我国当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并非传统孝道中的单向度顺从，而展现出西方社会的亲密性。他将代际亲密关系定义为一种反映在情感依赖关系上的深度沟通、口头表达和肢体表达上的跨代际的互相认知、理解和情感共享[8]。熊波等人认为，情感关系主要体现为代际双方间的亲近程度和相处状况[9]。研究表明，代际情感关系对代际支持具有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在情感关系的引导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是一种负担与义务，而是基于爱与情感的自发行为[10]。但是，代际情感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子代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发生改变，而高等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原生家庭保持着复杂的情感关系，对此，中西方研究者均进行过深度描述。伊丽莎白·希金博瑟姆(Elizabeth Higginbotham)和琳恩·韦伯(Lynn Weber)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代黑人在流动的过程中会感到一种“社会债务”(social debt)，因为家庭在他们流动的过程中给予了情感支持与帮助，作为回报，他们对家庭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并且黑人女性对家庭的感激之情是白人女性的两倍[11]。山姆·弗里德曼(Sam Friedman)将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生存内疚”(survival guilt)，相关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的内疚感明显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拉丁裔的内疚感高于白人[12]。程猛研究发现，我国底层子弟会因家庭为自己求学所作的巨大牺牲而背负上沉重的道德债务，由此对家庭抱有愧疚感和回报心理[13]，这种由底层环境磨砺出的“懂事”的道德化思维架起了向上流动的底层子女与原生家庭的联系桥梁[14]。 然而，向上流动意味着场域的转换，身份重构可能伴随个人惯习的重大变化，底层学子一旦接受新身份的设定就可能抛弃旧有身份[3]，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黛安·雷(Diane Reay)将社会流动视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向上流动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丢弃了与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不符的品质和性格”[15]。在学习并逐渐靠近中产阶级品味的过程中，底层学子的视野、对食物和健康、语言和交流的倾向[16]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很难再与父母进行良好的互动[17]，甚至因父母的身份地位而感到羞耻[18]。疏离的产生并非仅仅因为缺少共同话题与互动不畅，而是由不同阶层间身份的根本对立所致。艾莉森·L.赫斯特(Allison L.Hurst)在对美国工人阶级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公立大学强化学业成就与工人阶级身份之间的对立关系，即学术成功只属于少数上层阶级[19]。安塞姆·L.施特劳斯(Anselm L.Strauss)研究发现，为了拥抱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抱负，并与“合适的人”共度时光，工薪阶层男性被认为应该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距离[20]。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良好亲密的代际关系正在被破坏，亲子间的权力被重新谈判，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威胁。 相较于国外向上流动者与原生家庭的割裂，我国寒门学子与家庭间的互动更为复杂，并表现出一定的本土特征。一方面，鉴于学校与原生家庭之间存在文化鸿沟，他们会主动和家庭保持疏远[5]。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与伦理意识，很多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考入大学之后，不仅不会抛弃家庭，还会主动回归家庭，将回馈父母的意识延伸至弟妹，形成代内教育帮扶[21]。此外，谢爱磊对我国精英大学农村学生的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精英大学将学业成功与家庭失败相对立，我国精英高校强调学业成功的价值观与农村学生相匹配，因而农村学生并不会感到“如鱼离水”，相应地，也不会减少与父母的情感联系[6]。熊静对我国精英大学专项计划学生学业融入的研究发现，他们通过采取文化整合适应策略，凭借主体行动与反思性学习能力，能够成功将原有惯习与精英大学文化关系融合，与原生家庭依旧保持亲密的关系[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