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G64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2)06-0001-12 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凸显，工具理性逐渐主导大学的发展。为满足政府的赶超战略以及大学本身对于学术锦标的需求，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沦为一种对策或咨询研究。受琐碎的“问题”和无穷的“数据”所驱动，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思想和理论日益边缘化，实用主义趋向的政策建议和基于理性主义的策略选择受到决策者和实践者的激励。研究者和实践者基于对科学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偏好，一厢情愿地认为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和科学决策可以找到大学发展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好办法”。这种研究的假设和思维范式忽视了人的理性的有限，也忽略了大学发展的复杂性，不但会削弱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价值，基于相关研究的决策不慎还可能会误导大学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期望过高’的结果常常‘好坏参半’。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认为机构是‘不完整的’，改革是使大学组织‘完整’的新尝试。然而，大学是高度路径依赖、抵制改革的机构，其(国家)组织传统根深蒂固”[1]。鉴于大学组织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精确识别出关于大学发展的原因与结果之间清晰的因果链。当前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复杂性思维范式都正在涌现，确定性正在终结。“今天，甚至最先进的科学(像微观物理学和宇宙物理学)都在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我们的生活本身也是很不确定的，人类的未来也完全是如此。因此，教育应该包含着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2]在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学的发展实践以及关于大学发展的研究也要直面不确定性。和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发展一样，在大学发展中，只要有创造性活动产生，就会存在偶然性。所谓战略、趋势、方向、路径、对策建议、解决方案，逻辑上是一回事，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究其根本，“没有什么能保护我们免于知识的模糊性和局限性，或者说，没有什么能保证我们发现可供我们选择的最好可能。依审思理性行动只能保证我们的行为免受指责，保证我们作为时间之流中的同一个人为自己负责”[3]。基于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如果我们过度执着于因果律或机械决定论，为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政策和工具价值而强行在理论与实践间建立某种因果链，那么这种“伪装”的专业主义除了可能会加剧计划主义、造成知识的僭妄和理性的自负外，对于大学的发展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 一、偶然性的不可消除 人的天性是易变的，但又偏爱确定性。根本上，确定性可以带来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则如机遇或运气一样，既无法定义也难以理解，很容易导致失控。“人类构建意义，而意义定义人类。人创建社会体系，而社会体系影响并塑造人。人类建立制度；制度使行为常规化；人们使日常规范内化，因而将其合法化；日常规范定义现实。通过反复的社交互动，人类创造了‘类型化’，将人和情境分门别类；这样的分类让我们期望人和事以预期的方式呈现。”[4]人类社会发展中，无论是组织机构的建立还是风俗习惯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人的生活提供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尽可能避免不确定性的发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只有通过命名的功能，而非其组织、结构和假想的价值观，学校(在其现代形式中)才不同于工厂、监狱、军营、福利院、劳教所和医院。所有这些现代发明物，不管其命名的功能怎样，都是(或许首先是)秩序的制造厂，即产生情景的工厂。在这一情景下，规则取代了偶然性，规范代替了自发性；某些事件是极其可能的，而其他事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简言之，它们是关于可预言的因而是可控制的情景的制造厂。”[5]但事实证明，无论人为如何控制，偶然性都无法完全消除，它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天赋的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常常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6]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前，宿命论或迷信经常被人们用作对抗偶然性的工具，自然科学兴起以后，以笛卡尔、牛顿、培根等所确立的认知范式为基础，决定论试图以数学思维驯服偶然，对因果关系的追寻随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迷思。“这种意图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地方添加规定；这种意图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这种意图把公认的目的插入到事物中去，并因而使它们努力实现那一目的。”[7]作为坚定的决定论者，针对当时量子力学这一新理论中充斥的不确定性，爱因斯坦曾不以为然地抛出了“上帝不会掷骰子”，“无论如何，我相信他不会掷骰子”的判断。[8]但量子力学后来的发展证明，不确定性是自然的法则而不是科学家的错觉。 事实上，无论生活世界还是科学世界，线性的因果关系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场域，更多的现象是概率性而非确定性的。人类社会中很多复杂的问题无法完全用因果关系或决定论来解释，尤其是社会现象和社会秩序，其形成和变迁并非受自然法则的控制，而更多的是某种历史的偶然。所谓“偶然”，就是“既不必然，也不是不可能，某件事(现在、过去、未来)是这个样子，但也可能会是另一样子。”[9]客观来看，一所大学是卓越还是平庸，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且有一个缓慢的不断累积的过程。它既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并不意味着必然是这个样子，否则谈不上发展。“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即使在开始时是决定论的，也会发生由许多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创造的不可预见性。”[10]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无论哪一种因素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必然存在另外的可能。“我们从来无法确切预知某原因必然会产生什么结果，而是只能根据对实际引发作用来说必不可少的因果脉络中的可能原因的分布，得出各种或然性。”[11]实践中我们需要多元折中以避免单因素的谬误。 当然，强调“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认理性选择和科学决策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只是意味着大学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是理性选择或科学规划能够决定的。人世间的事，主体的努力和理性的规划很重要，但绝非只要“够努力”和“够理性”就够了。“20世纪认识的最伟大的成就是认识到认识的极限。它所给予我们的最大的确定性是关于不仅在行动里，而且在认识中的不确定性之不可消除性的确定性。”[12]大学的发展也一样。即便每一个校长都一心想把大学办好，并为之殚精竭虑，即便每一个教授都乐于以学术为志业，并为之呕心沥血，也即便每一个学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也无法保证每一所大学都能够成为卓越的大学。“一所高校的发展50%靠计划，50%靠运气。竞争、合作和运气的强大力量往往超过了我们详细计划和预测的能力，最大的收益是长期的。如同在私营部门，必须播种种子，而且必须容忍失败。”[13]当下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学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事，没有人确切知道会引发何种意图和非意图的后果，更不清楚那些意图和非意图的后果对于大学的未来是幸事还是灾难，抑或大概率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究其根本，所谓“发展”是朝向未来的，而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大学的发展不是在空间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而是在时间上从现在到未来的延展。空间上的移动路径相对清晰、可控，而时间上的延展则更多的是尝试与探索。诚如哈茨霍恩所言：“无论是纯粹的偶然性还是完全地抛弃偶然性都不能解释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对偶然性加以限定，必须要有某种东西来超越单纯的物质中的物质，否则，达尔文的理论便不能解释生命”。[14]生命科学领域如此，高等教育领域也类似。当前世界范围内正迎来信息技术革命，但数字化不是一条铺好的高速铁路的轨道，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创造的过程。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建设数字化大学远非简单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更大的政治或体制问题。除非这一发展过程最终完成，否则发展的结果始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会相互改变；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的意外事件也会改变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本身。在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最终完成之前，我们无法确切预知数字化大学的某项政策措施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无法预知为了实现某个预定的目标政府会推出何种后续政策。因此，我们时代的数字化将改变大学，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如何改变，则是不确定的[15]，改变后的大学会是什么样的，更加无法预先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