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观念是指导父母培养子女何种品质以应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标准或基础（Alwin，2001）。通过对教养观念的研究可反观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与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子女教养实践与个体社会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养观念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其阶层差异是早期研究的关注重点。很多经典研究发现中产阶层更注重培养子女的自我导向品质，而工人阶层则更强调顺从维度上的品质培养（Kohn，1977；Hitlin，2006；Baker & Barg，2019）。所谓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是指个体支配自己的行为而非服从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自我导向的品质包括独立、自主等（Alwin，1984）。此后，大量研究关注性别、家庭结构、宗教背景等影响因素，为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个人特征与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教养观念与实践及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依据（Fjellvang，2011）。 与此同时，教养观念的趋势研究逐步兴起。该类研究尝试从宏观层面探讨社会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对子女理想品质的偏好。阿尔文对20世纪60-90年代美国教养观念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人们对子女顺从维度的品质偏好逐渐减弱，而对子女独立自主品质的偏好逐步增强（Alwin，2001）。推动这一观念转变的重要原因正是当时美国社会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与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环境等（Inglehart & Baker，2000；Xiao，2000；Alwin，2001）。与美国类似，欧洲社会的教养观念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即人们日益偏好自我导向的品质（Tulviste et al.，2011）。 然而近些年的研究则发现，在美国，自我导向品质依然是美国民众的首选，但有所弱化；同时，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担忧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生存导向的品质偏好逐步增强（Doepke & Zilibotti，2019；Nomaguchi & Milkie，2019）。所谓生存导向（survival oritentedness）的品质，是指为达成经济安全所需的品质，比如努力、勤俭等（Nomaguchi & Milkie，2019）。一项针对荷兰人教养观念的研究也发现，向上流动的个体在子女教养观念方面并没有展现出对自我导向品质强烈的偏好（Sieben，2017）。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人们的教养观念似乎正在经历转变，而这种转变明显受到了个体所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的影响。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本研究旨在探讨1990-2018年近三十年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趋势与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经历了剧烈变迁，并带来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比如，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日益强调主动进取精神以及创新、竞争、自主等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Yan，2010；Zeng & Greenfield，2015）。同时，我国社会转型与人口转变也引发了人们对子女养育标准与实践的热烈讨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子女日益成为家庭资源分配的中心，家长不仅关注子女养育的科学性，更对子女学业进行了大量投入，所谓密集型母职或经纪人母职等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教养实践上的典型特征（陶艳兰，2018；杨可，2018；Gu，2021）。目前，大量研究已经展现出社会变迁与教养实践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我国教养观念的研究并不多。 教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历史、文化及社会结构共同影响下，个体是如何建构起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与理解的（Alwin，2001；Nomaguchi & Milkie，2019）。1990-2018年的近三十年，我国社会一直处在不断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对人们教养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出生于不同世代的人们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不同历史事件的影响，这种差异化的集体经历也会在人们的观念上打下烙印，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区别开来（Ryder，1965）。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模型，以时期与世代效应为重点，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化趋势与特征。 二、研究综述 年龄趋势、时期趋势与世代趋势是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变迁趋势研究中的关注重点，特别是时期与世代趋势分别指向了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与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体价值观念的影响（吴晓刚、李晓光，2021）。因此，本文借助时期与世代效应分析，深入探讨我国教养观念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一）时期效应 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主张，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型，还将不断满足并催生人们的日常需求，从而促使人们不断调整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工业化必将引起社会层面与观念层面的转变（Inglehart & Baker，2000）。自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经济在二战后发展迅速，物质文明日益发达。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新的需求会出现，人们的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Maslow，1970）。在此基础之上，英格尔哈特等人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研究发现，物质的富足会促使人们由对物质的、生理的或安全的关心，逐步转向对自我实现、独立、创新与生活质量的关注，这一转变体现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和流行（Inglehart & Abramson，1994；Inglehart，1997）。英格尔哈特用稀缺性来解释这一转变，即人们会优先看重那些相对稀缺的事物。比如在物质较为匮乏的时代，人们更关注物质满足、安全、秩序；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转而关注非物质层次的需求，如社区责任感、政治参与、自由、独立等（Inglehart，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