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化趋势引起了社会学界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关注（Carruthers & Kim，2011；Van der Zwan，201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利润显著提高。金融公司成为协助各类企业的代理人，非金融公司也日益依赖金融产品以获得额外利润。家庭和个人更多地投资金融产品。这些现象在我国同样突出，我国社会学研究者也对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积极引介和回应（翟本瑞，2014；杨典、欧阳璇宇，2018；刘长喜等，2020；艾云、向静林，2021a）。 “金融化”这一概念为社会学家探索金融市场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创造了条件。社会学对金融化的既有研究展现了诸多经济学所不具备的视角和优势。首先，金融化不是单纯的市场现象，而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精英网络、阶层结构等社会关系，由具体的历史情境所塑造的社会现象（如Krippner，2011；普拉萨德，2019）。对金融化的研究因而回应了经济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即市场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Hirshmann，1982；波兰尼，2017）。其次，金融化不仅涉及结构性变化，更涉及行动和文化层面的变化（如Useem，1996；Fligstein & Goldstein，2015）。我们将在后文指出，金融化伴随着企业管理、社会治理、家庭投资等各方面思维方式和文化取向的变化。最后，金融化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再分配方式和社会阶层分布（如Lin & Tomaskovic-Devey，2013），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塑造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既有文献中，“金融化”这一概念与“金融社会学”“金融资本主义”等相关概念的联系与边界还不是很清晰。“金融化”的概念意涵宽泛，层次多元。如果仅仅将金融化局限于金融业的扩大以及非金融企业和日常生活对金融产品依赖的增加（甚或是其中一方面），则无法理解金融作为行动逻辑、思维方式和文化风尚的兴起。但反过来，如果以“金融化”指涉一切与金融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则难免让这一概念“失焦”，忽略了金融权力整体上升这一问题意识。另外，金融化是具有历史纵深的经验性概念，涉及多个行动者和不同社会层面。中国金融化的程度不能脱离研究问题和操作化一概而论。如果不对金融化在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上进行仔细界定，难免造成概念滥用和理论对话的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金融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不同理论维度与经验层面（Carruthers & Kim，2011；Van der Zwan，2014）。从结构上看，金融化可以理解为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上升（Davis，2009；Epstein，2005）；从行为上看，金融化可以定义为不同行动者将金融的思维和实践引入传统经济的行为（Useem，1996）。同时，不同定义也会影响对金融化的解释（Sawyer，2013）。马克思主义传统下，金融化与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扩张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殊阶段的历史必然表现；而制度主义则将金融化视为市场起伏的周期现象，并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化归结为美国分散型政治体制的意外后果。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社会学研究所使用的金融化概念，总结了金融化在社会各层面的经验表现和理论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正在何种意义上经历金融化，据此对金融化社会学的议程提出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讨论了英文文献中对金融化的基本定义方式，“作为市场结构转型的金融化”将金融化视为金融产业和活动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上升的过程，“作为行动逻辑演变的金融化”则强调金融化是金融活动改变社会关系、行为方式、文化风尚的过程。接下来讨论了解释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历史制度主义传统。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社会学界研究金融化的成果，检视了我国金融化在各个层面的表现，并讨论了应在何种层次上分析金融化趋势。 一、作为市场结构转型的金融化 将金融化视为市场结构转型的研究着眼于金融行业和金融活动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上升。多尔将金融化定义为：“金融业在经济活动总量中的主导地位、金融主管在公司管理中的主导地位、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主导地位、有价证券（特别是普通股）在金融资产中的主导地位上升；股票市场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战略的主导性提高；以及股市波动性对商业周期的决定性提高。”（Dore，2002：116-117）①（相似的定义可参见Epstein，2005；Wade，2005）。我们分别从金融业的崛起、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金融活动的增长三方面讨论相关研究。 （一）金融业的崛起 多尔等人提供了一种对金融化的直观理解，即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根据这一定义，金融化的趋势不仅出现在一小部分发达国家，而且出现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既有文献中，对于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有三种操作化的方式，分别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利润、就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GDP中的比重显著上升（Krippner，2011；Greenwood & Scharfstein，2013；Godechot，2016），从1970年的4%左右上升到2011年的7%。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变化也有明显的国家差别，美国、英国、丹麦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程度，明显高于德国和法国等“协同资本主义”国家，反映了金融化与“资本主义多样性”脉络之间的联系（Hall & Soskice，2001）。扎森（Sassen，2012：46）的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资产与GDP的比率在美国为4.5，荷兰、日本、新加坡则在4至5之间，在中国为3。经历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全球范围内这一比率仍然高达3.5。另外，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金融资产总存量的增长速度比经合组织中23个高度发达国家的GDP总量的增长速度快三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