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一门重归纳、轻演绎的学科。在定量社会学领域，一些最为重要的方法，比如统计、大数据和网络分析，都属于归纳性方法。在质性社会学领域，几乎所有学者都会强调田野调查、蹲点观察、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于获取知识的重要性，更为甚者就是所谓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田野中抛弃一切前见，让自己的脑子放空，眼睛完全开放，从而能让研究议题通过这种开放式的观察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可以说，从常识、概念和观念出发的演绎在这种方法中没有任何地位。① 社会学的这种重归纳、轻演绎的传统自有它的历史原因及当代意义。从观念出发通过演绎得出的哲学/神学体系，在中世纪曾经是宗教迫害和各种不被容忍行为的理论源泉以及束缚科学和理性精神发展的紧箍咒。而在近代，从观念出发通过演绎而来的哲学传统，特别是源于德国的理想主义传统，发展出了各种影响巨大但同时有着严重误区的哲学体系，给近代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少灾难性的后果。但话说回来，重归纳、轻演绎的社会学，特别是由实用主义哲学主导的美国社会学，发展到今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其最具体的表现是研究方法和结论与研究所想解决的社会问题出现严重脱节，整个领域充斥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和结论，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时代（赵鼎新，2018a）。 笔者长期从事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认为社会学研究必须要以从归纳出发的经验研究为主轴。但是，本文的侧重点则是强调社会学应该把从推理出发得出的理论建构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认为从推理出发的理论建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从归纳出发的社会学研究达成统一。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笔者首先对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主导下的，基于经验归纳的社会学方法提出四点质疑；其次提出一种从理想型集（ideal-type set）出发的推理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来展示如何建构一个理想型集模型；最后对理想型集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一些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四点质疑 在长期的研究中，笔者对从经验材料归纳出发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四点疑问。必须强调，这些疑问并不是要否定甚至是撼动归纳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只是想指出它的不足和需要补充之处。此外，我的这些疑问也并不是新观点，因为许多哲学家（比如英国的休谟和中国的王阳明）都已经多多少少提出了此类观点。只是作为一篇相关文章，这些观点需要以不同方式再次得到强调。 第一，在社会学研究中，对经验事实的捕获和理论的建立都不可能离开“前提”。我举例来说明。我在麦吉尔大学上质性调查课时试图采用扎根理论观察加拿大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但是在写田野笔记时我发觉在我数次观察中所“涌现出来”的议题，其实都没能脱离我的人生体验，特别是我在国内急诊室的体验。仅举一例：我在急诊室坐着观察了近两个小时，但任何能提起我兴趣的议题都没浮现。此时有人走了进来，发出比较大的痛苦的声音，看上去是手受了比较严重的伤。但护士不但没有因为他的痛苦而马上给他医治，反而呵斥他不要打扰其他病人，否则就会请他出去，该病人慢慢就安静了。此后不久又有一位病人走了进来，他坐下一会儿一位护士就走了过去，两人嘀咕了几句，护士就赶紧去叫人，一分钟不到就有几位医生和护士推着病床急跑了出来，当场给他吊了针，并马上把他推进了病房，前后也就不到10分钟。这“涌现”出来的议题让我很感兴趣，因此就在田野笔记中做了分析。但是我很快就想到：除我之外，急诊室中的其他人连头都没抬，似乎就我一个人对前后两个病人的行为和受到的不同对待产生了兴趣，而我的兴趣却是基于我在国内急诊室的体验：在当时中国的急诊室，喊叫得厉害的人往往会较早地得到医治。此后我又尝试按照扎根理论提出的方法对加拿大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结果从来没有例外：能引起我注意的社会现象其实都是因为这现象违背或者迎合了我大脑中已有的某种框架或者观念，即“前提”。 第二，与自然科学不同，绝大多数通过经验归纳而获得的社会科学结论都不能真正证明某个理论。原因很简单：自然科学往往能对各种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或者结果解读的条件进行非常有效的控制，因此实验结果能很好地验证或者否定某个理论假说。但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方法都达不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各种外在条件的控制水准（即便是最好的统计控制，也达不到自然科学的控制水准），因此研究的结果只能证明某种相关性的存在，并对这相关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机制进行一些猜测，但不能完全锚定某个相关背后就有某种机制性原因存在。 第三，在社会科学中，微观层面的经验事实有时并不见得比宏观判断更为可靠。比如为了提高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美国大量学者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分析各种教育手段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结果都属于经验事实，但是美国一些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主要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黑人集中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教师，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又不愿出钱解决这一困境。相似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