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对着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自恢复重建4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82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有“五脏六腑”①，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状态。时至今日，不但“五脏六腑”已经非常完备，而且其中的一些学术机构、研究领域和学术期刊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有些部分实现了与国际社会学接轨，享有国际声誉。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研究议题和分析范式。如城乡发展研究，其中包括农村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在社会学重建以后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汇聚了大量的研究力量，形成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使得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格局明显区别于国际社会学。在欧美社会学的历史和当代研究中，城乡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从来都没有成为“显学”，农村、农民在社会学中大多是作为传统社会的“遗迹”或将被城市发展取代或改造的对象出现的，农村研究没有形成系统而有影响的理论和经验范式。因此，农村研究的繁荣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学走出自身道路的重要标志。此外，在民族、家庭、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学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和学术体系，并在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在学科体系完备、学术体系形成自身特色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在国际社会学界不能发出有力的声音，在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政策研究领域也难以形成有影响的话语。究其原因，社会学的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对经验现象的调查、描述和总结阶段，没有能够形成一般性、普遍性的概念和理论。理论的匮乏不仅导致话语的缺失，也不利于经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带来了一些悖谬的现象，即一方面经验研究覆盖面广，议题丰富，而且也不乏概念和理论关怀，甚至有些研究一篇文章就出一个新概念，另一方面，概念却很少能立得住，更难以增强经验研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本文将针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问题，对一些典型的经验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瓶颈进行分析和探索，指出除了西方理论之外，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社会学理论建设的一大宝库，如何在现实经验的研究中挖掘传统、从传统中吸收营养，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经验研究中的理论预设 认清社会学经验和理论的互动关系，需要对具体议题的“研究进展史”进行考察。每一个有影响的议题都有自己的“研究进展史”。一个研究议题一般会经历从经验到概念、从概念再到经验的重复过程，概念在与经验的互动中逐渐变得外延明确而内涵丰富，为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在这个概念和理论的进展过程中，当代的经验现实和过往的理论资源通过研究者的研究实践发挥作用，研究者本人对经验的深入程度、对理论的理解程度都以带有研究者个性的方式影响着这个过程，因此不同的议题史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决定了其“理论化”的程度和在学术体系中的命运。社会学重建以来，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其中有些议题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概念和分析范式，对相关的研究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具备了理论建设的条件。对“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关系”一词在中文里有丰富的意涵，主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别强调两个人乃至多人“关系”的特殊性。当我们使用“关系”一词，如我和某某“有关系”或某甲与某乙“关系好”的时候，是指这两人的关系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一般的“关系”。所以，英文中的connection、relationship等词汇虽然可以翻译为“关系”，但通常是用来指代一般性的社会关联，所表达的恰恰不是“关系”所要强调的意思。这种差别最早被一些研究中国的国外社会学家所注意到，他们开始将其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加以讨论。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他用口述记录的方法对改革开放前天津企业所展开的“单位制”研究中，发现这是理解单位内部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核心，他将其称为“工具性人际关系”（instrumental-personal ties），以此来说明职工之间、积极分子与领导之间基于资源交换和庇护效忠的特殊“关系”（Walder，1986）。杨美慧（Mayfair Yang）在“文革”刚刚结束时来到北京进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专门以“关系”为对象，她发现以礼物往来为基本内容的“关系”是个人和组织行为中最为重要的结构现象。为了以英文更准确地表达“关系”的意思，她特别用了“关系学”或“关系实践”（the art of relationship）来指代这种特别的“关系”（Yang，1994）。此后，“关系”的概念在海外中国研究学界逐渐普及，汉语拼音guanxi变成了英文世界中的一个学术名词，用来专门指代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在关于guanxi的海外研究中，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社会关系》一书可以作为代表（Gold，Guthrie & Wank，2002）。此书汇集了一批海外中国研究专家有关guanxi的论文，所收论文的标题中几乎都有guanxi 一词。《美国社会学杂志》（AJS）还在2004年发表了李博柏为此书写的一篇书评，可见其在学界的“热度”。与此同时，我国港台地区学界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热潮，其标志就是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关系”“人情”“面子”等一些本土观念进行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杨国枢、文崇一主编，1982）。在东西方学界的研究热潮影响下，国内的社会学也先后兴起了几个在“关系”研究影响下的研究议题。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边燕杰为代表的“关系”与求职过程和职业流动的研究，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边燕杰，2004；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又将“社会资本”概念与职业流动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得“关系”的研究更加概念化（边燕杰、丘海雄，2000）。“社会资本”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dieu）提出，经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人的努力，广泛应用于人际社会网络的资源获取研究中。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些人把“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概念混淆使用，将布迪厄以来这个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充分发展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当作“关系”研究的中国理论版本，很多以“关系”为研究内容的论文戴上“社会资本”的帽子或者寻求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以至于“社会资本”成了中国社会科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者寻求理论升华的努力，也反映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引入西方概念时，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概念的理论预设缺乏应有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