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2)-05-0028-18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初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的建政夙愿②，还完成了向抗日民族革命的转变。对此，学界多聚焦土地革命的失败进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组织政策转型等层面的解读③，缺乏纪念史视角的具体探讨，尤其对于两种革命理念实现接合与更替的文本语境分析着墨甚少，而中共巴黎公社纪念则提供了典型的考察样本。这既体现在巴黎公社自身所具有的“无产阶级国家雏形”意涵④，可为中共苏维埃革命建政提供历史镜鉴，且由此引发其高度关注，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宣传革命理论与建政主张，还表现为通过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载体，窥探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初始期的中共，如何动员民众践行土地革命，并将之适时转向民族革命的复杂样态及其内在关联⑤。 一、暴动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反国民党纪念诉求的凸显 明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的巴黎公社纪念⑥，需从其应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时局说起。1927年7月13日，在武汉国民党分共前夕，中共中央表示“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⑦。至蒋汪合流清党后，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以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目标⑧。于是，中共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任务便向动员工农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转移，革命建政意愿亦随之增加，但也出现“左”倾的错误认知。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议决案指出：“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独裁制”，明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形式，“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转变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⑨。显然，此种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决议，意味着“左”倾错误已在此时中共革命建政的探索中悄然滋长。秋收暴动后不久，9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示：“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⑩。基于此认知，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从8月21日至9月19日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共便正式提出成立苏维埃，表明其开启了效仿苏俄开展工农武装暴动的革命建政新征程。 不过，此种革命建政新征程的开启却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与支配。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自八七会议就已露头的“左”倾盲动主义取得在全党的统治地位(12)。如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带有“无间断的性质”，指明“党的责任”是领导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13)。很明显，这“搞的是城市中心论”，“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14)。其后，“左”倾盲动主义一直延续至1928年4月下旬才基本结束(15)。其间，1928年1月22日、3月6日和10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布议决案和通告，要求各党部切实宣传并坚决执行城市中心导向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和任务(16)。由此，师法苏俄武装暴动、开展工农联合专政的苏维埃革命，不但成为中共筹谋大革命失败后困局的生存之道和政治诉求，也奠定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巴黎公社纪念的基本底色。 1928年3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所发纪念宣传大纲就体现了上述主旨，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先导”，提出“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等口号。此外，他们还与团福建省委在纪念日联合发布告工农兵书，凸显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意愿。如通过宣扬“中国革命已经进展到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呼吁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旗帜下自动“没收土地”和“夺取政权”，并指明学习苏俄和巴黎公社的奋斗路向，“努力实行土地革命，建设新中国的苏维埃”(17)。6日，中共山东省委的纪念通告亦表达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主张，发布“巴黎公社是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要求各党部用群众大会、飞行集会、贴标语等方法，深入民众宣传，扩大政治影响(18)。究其落实情形虽未见言明，但从一些纪念活动被国民党镇压和破坏可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处的险境。例如，3月18日，为进行武装暴动而打下群众基础，中共岐山县委举行3000余人的纪念会，会后在县城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散发“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冯玉祥御用的陕西省府”“打倒绅士包办的商会”“巴黎公社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高呼“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口号，结果被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下令镇压。事实上，这次纪念会是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影响下发动的，不仅暴露了党组织，使其“完全处于瘫痪停顿状态”，而且“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为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向党进攻提供了口实”(19)。同日，中共福建省委所属济难会在组织莆田各界纪念游行示威时，亦遭国民党军队镇压(20)。甚或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纪念会也招致国民党右派的破坏，主持人郑道之险些被刺(21)。这些事例说明，此时中共纪念活动或多或少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但从另一侧面反证其反国民党的纪念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