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风文”：网络文学中的香港想象与城市书写

      

      

      “港风文”特指将故事时代设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女频网络小说①。其特征是将一些当下最受欢迎的网络言情叙事模式，杂糅进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为时空背景的叙事设定之中。从性质而言，“港风文”无疑是成型并发表于网络上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主题明确属于网络文学中的都市言情一脉，即便有所取材于香港本土言情文学(如亦舒、梁凤仪等)，却习惯从“内地”视角书写“香港传奇”，无意中延续了由张爱玲所开创的描写香港的叙事视角，然而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港风文”则又更偏向于当下网络流行的言情模式。

      于是虽借用了“港风”之名，却很难认为“港风文”是“港风”审美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延伸。“港风文”不可避免地具备绝大多数网络文学的基本特点，它们以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流通方式被写作、阅读和传播②，然而本文更关注的现象是，在这种通俗故事中，作为叙事场景设定出现的那个具有年代感的香港城市，显然被高度符号化、抽象化和滤镜化了。用城市文学研究常用的说法，“港风文”中的香港叙述只能称得上是跨地域的城市想象。但想象并不意味着虚假。这重由叙事构造出来的“城市滤镜”，极为典型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地读者，在凝视香港这座城市时所透露出来的种种“惯习的目光”。事实上，哪怕并非所有内地读者都曾去过香港或在香港生活过，而生于内地、长在内地的我们，也绝不会对香港一无所知。

      本文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并非一无所知”的香港认知，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促成并牵引着当代“港风文”的创作，而在纷繁的新媒体时代下，“港风文”又以何种方式回馈于内地读者所习惯抱有的种种香港印象、香港观念。

      一、以“港风”续写“香港传奇”

      以内地作者身份撰写香港背景的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来不是稀奇陌生之事。张爱玲当然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并且她对这种站在内地视角书写香港的写作抱有相当的自觉。在谈及《传奇》中的小说时，张爱玲指出，她对香港的描写便是“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③。这一说法不仅清楚地标榜了作者身为上海人的身份立场，同时也把她笔下的香港界定为供上海人阅读和想象的对象④，巧妙借助香港这个相异于内地的环境，塑造了传奇的效果⑤。同样专注书写情爱欲望，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分享了颇为类似的写作视野，通过将香港处理为一个缺乏地方性意义的“上演故事的戏台”⑥，恰恰反映出作者把香港理解为“他者”的潜意识。在张爱玲看来，一场介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城与城的“对话”，可以通过“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的方式来实现，王安忆的香港故事也势必要以类似传奇的笔法写就。然而这种为香港“书写传奇”的做法，事实上正可以用来描述“港风文”的缘起：它们不自觉地承继了张爱玲等人的事业，在网络文学的天地中，为内地的读者们“续写香港传奇”。

      “港风文”好像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了对香港传奇的续写，但又超出了张爱玲笔下那种上海—香港双城间“互为镜像”的书写模式。在当代通俗文学中，香港仍旧是那个香港，但内地的作者、读者用来与小说中那个景观化的香港城市不断镜鉴、比照的城市经验，却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更准确地说，过去三十年内地的城市化进程不断“生产”出大量具备城市经验的作者和读者，他们分布并生活在过去数十年间拔地而起的各个大中小城市当中，却将写作和阅读的兴趣投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一个在城市经验、景观和文化上都同内地城市多有不同的城市空间。对于同时身为文化消费者的内地读者而言，香港携带着自身独有的城市文化特质⑦，或者说，那种得益于中西文化交错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的独特情调(或许“港风”也不单纯只限于独特情调)，不仅本身仍旧是极具消费潜能的城市风貌，同时也在不断提醒这些读者，这样一个通过传奇故事、通俗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和自己所熟知的城市环境在任何层面都很不一样。在一种透过文学不断相互比照、观看的关系当中，“港风文”由此建构了当代的内地城市经验同香港城市书写之间的新型镜像关系，二者最终都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

      正是这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观看”，开启了今天网络上所涌现的“港风文”写作。它始于内地读者对香港绵延不断的好奇，却最终将这种好奇转化为文化消费。通俗文学本质上与文学的商业化相依共存，因之通俗而得以售卖，因可消费而势必通俗。于是，埋藏在“续写香港传奇”之下的现实目的，显然是一种带有文化趣味的商业策略。只要“香港”“香港传奇”在读者那里仍有市场，它就不难在当代网络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港风文”中的“香港”更近于一个可供销售的文化概念，一个具有商品价值的文化品牌。而在商业化的文学世界里，“香港”竟然可以同时具备写作/阅读和商业的价值，似乎也和香港这座城市自身的特质有关。当下流行的都市言情若非设定于一个面目模糊的内地大中型城市，这些都市浪漫故事的最佳语境就只剩下了单调的北京和上海⑧。相比之下，在“港风文”中作为地域背景出现的香港，除了不同于内地城市的浓郁的独特性之外，香港所携带的城市文化的“色彩感”显然要浓郁和分明得多。没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可以像香港那样，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集合，能够同时展现出如此多元、复杂的文本可塑性。论及香港自身的复杂性，以及香港作为城市参与进叙事的丰富文化潜力，即便是以开放、多元自居的上海也远远不及。正因为这样，在当代文学中，上海可以完美地被塑造成通向现代性想象的符号都市⑨，但香港却不能。任何想要平面化地把香港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尝试注定都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