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优秀作家一样，刘震云也属于那种很难被具体“归类”的作家，以往对他的每一次“定义”都可能被他后来的写作实践所“解构”。刘震云是位写作的“多面手”，从中、短篇延展到长篇，从“纯文学”到影视界，都显得游刃有余。从他的《塔铺》《单位》《一地鸡毛》①等中、短篇开始，到“故乡系列”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②，以及与影视“联姻”的作品如《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以至于2021年7月出版的《一日三秋》，无不表现出他持久不衰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在他的文字里，现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乡土与都市、绝望与虚无、幽默与无奈、真实与荒诞等元素，均得到生动的演绎。刘震云的作品虽然一直在不断变化与自我更新中，但其“不变”元素，却常常成为“变”的支撑点。特别是，对人性、“日常”或“世俗”世界的执着探索，糅合着平实、写实的文字特质与精神内蕴，构成他作品一以贯之的美学品质。本文旨在将“世俗”“俗世”的维度，作为论述刘震云小说的逻辑起点，来剖析作家在作品中所描绘的“世俗”图景。作家如何从“现实”的角度，展现他对存在世界的理解？从历史的维度，作家又怎样来审视当代社会生活变化的本相？更根本的，是作家如何在这“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文本里，探究人的现状和境遇问题？在此，我们更愿意在多重角度的相互交错下，来思考刘震云的文本世界，阐释其何以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座“重镇”或“风向标”。 对“世俗”生活的呈现是刘震云小说重要的叙事角度之一，而这也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里，“世俗”可以理解为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即绝大多数人，所遵循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对生活的态度。进一步讲，就是人求生畏死的本性，人对幸福生活、物质的追求，人对食、色本能的欲求，日常的喜怒哀乐，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与龃龉，以及人对支配他人、掌握垄断他人命运的权力渴望，人间烟火等等，都可以称为“世俗”或“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无不包含着这些“世俗”或“日常”的元素。程光炜认为，刘震云“这种类型的作家本来就擅长写故事，生活实感非常强，细节既体贴又精准，你读他的小说，好像是在跟作品人物过一段烟熏火燎的日子，一边吵架，一边又到菜市场跟小商贩斤斤计较。这种类型的作家有种能把读者吸引到故事情节中，忘掉自己其实是在读小说的特殊的本事”③。可以看到，《塔铺》中的高考生们没有宏大的抱负，他们在复习班里的努力，无非是为了改变个人的窘迫命运；《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在经历了现实的“再教育”之后，终于不再高谈理想、目空一切，而是“弯下腰来”，哪怕仅为上班方便一点，也要挖空心思地去求人、送礼；《故乡天下黄花》中的人物，为了掌握对他人的统治权而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为了与“说话”的对象合拍，产生“喷空”的状态，为“一句话”的“舒适”，去改名换姓、变更职业、甚至婚姻出轨也在所不惜。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其实就是世俗世界的常态与日常的重要面向，它构成很难撼动的“客观存在”。日常生活中，并无所谓绝对的善恶、臧否，都是普通人被置于某种环境时，所作出的无奈但却合乎常理的抉择。阿城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中对此曾有过精辟概括：“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他还以一种机智、半调侃的语气夫子自道般解释道：“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总之，“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④那么，这里的“世俗”或“日常”，指的就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能藏污纳垢、包罗万象，并没有正与邪、黑与白的绝对分野，就是说，任何“主义”或“观念”，都很难撼动世俗生活的巨大惯性。从另一个角度讲，“俗世”“世俗”深藏于巨大的民间之中，其间蕴积着驳杂的生活底蕴。 然而，这种俗世的“客观存在”却由于长期受“宏大叙事”“历史理性”“改造国民性”等思维惯性的影响，人们对作品中所谓“俗气”“肮脏”“琐碎”的叙事或描写，往往采取的是“批判”、忽视的歧解的态度，认为这种文本存在尚难符合现实“靶向”的需求。当然，这种思维倾向，自然离不开对中国特殊历史的反思、审视与理解。在中国百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家或文化学者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急切追求，即对“新”“进步”“前进”的不断“神往”“狂想”。百余年来，求新、求先进即“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诸多文化知识分子的心事。在这种情境下，对“世俗”的慢节奏书写，对生活“鸡零狗碎”场景的过多描摹，或者描绘在多重境遇下人性的复杂性，便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都需要在作品中持有明确的“目标感”与“严肃”态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一系列带有羞辱性的“不平等条约”之签订，让人们终于深切感受到国家整体的孱弱，更加唤醒整个民族“自尊”与“自强”意识。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自然体现在主流作家的文本叙述中。所以说，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压力下，如果去展开世俗与日常的“琐碎”场景，显然与当时的主流文化追求“宏大主题”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胡适，曾经对《红楼梦》“毫无价值”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能窥见当时的“启蒙”“救亡”的主旋律对世俗文学艺术的否认。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作人，虽指出“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排斥“非人”的文学，但他所提倡的“健康的人”，也需要与“现代性的追求”一致。即将“进化论”与人性联系，把“人”归入了某种“合目的性”的体系中，这无疑也是对人复杂性与世俗色彩的一种忽视。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文化改革为其它一切变革的基础，进一步地讲，实现文化变革——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⑤在这种思潮的潜移默化之下，即使是后来试图摆脱“文艺腔”、踏入广阔生活、展现更多大众面貌的“工农兵”文学，也难免呈现出简单化、刻板化、口号化的倾向，缺少了文学审美的多元特质。那些深刻、生动的经典作品，选题和叙事方式也脱离不了“启蒙”或“救亡”的诉求，对真正广阔的生活与俗世更没有着力地展现，文学的类别也显得相对单调。所以，在这种情境下，像刘震云这样“世俗”作家的出现就具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在小说中，我们从他的叙述语言、情节、人物等方面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一股世俗的气息扑面而来。更不难看到，刘震云是拒绝所谓“文艺腔”的。他的作品里所描绘的人物举止、说话语调，无不符合人物的身份特质。人物无论是“高”或“低”的身份，都会“优先”将其日常本相展现出来，看上去没有善恶、黑白的绝对分野，只有“灰色”的“世俗”存在。而故事的情节设置、推进，也没有太多的“惊雷”与突兀，都经得住在文本境遇下常理的推敲。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将故事与人物强行植入到某些严肃的叙事“目标”之中，而是置于复杂、混沌的“生活流”和“原生态”世俗世界中去探索人性的极限。无疑，刘震云对“宏大”的“礼让”、对“细碎”的“亲和”姿态，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视域和叙事伦理的重要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