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两种普遍观点之外 在抗战时期，通过重写历史故事来表达现实思考与吁求者所在多有，其中的主旨思想大多较为清晰易懂。无论是郭沫若笔下希望“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全部毁灭的屈原(《屈原》)，还是阳翰笙笔下喊出“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的洪宣娇(《天国春秋》)，作者的意图都直接见之于人物语言和作品叙述。这一点，与大部分“重写”希望达到普及、宣传、动员的目的有关。然而，冯至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写就的《伍子胥》显得有些特殊。小说讲述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伍子胥故事，其中也不乏各种影射大后方现实之处，如战争时期的征兵与搜查，囤积居奇、缺医少药与流言四起，贪官污吏、贫苦却勇敢的士兵、为侵略军服务的卖国者、民间调查者等。不过，在历史本事和影射时事之外，《伍子胥》中还有大量充满诗性想象的“多余”描写。这些“多余”，不仅游离于伍子胥的复仇故事主线，更难以迅速找到现实对应物。人们常以“诗意”笼统地指称这些“多余”，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尝试理解《伍子胥》的“诗意”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一件需要费力去完成的任务。 在《伍子胥》的解读史中，有两种普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小说中的诗意成分与现实成分互相割裂，小说中的诗意既是作者的长处，也是对于现实的回避，而现实则是硬插入诗意描写之中的。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人赞美《伍子胥》对于历史故事的诗意书写方式有别于当时流行的影射作品，但同时也批评《伍子胥》中的现实成分有损诗意。唐湜认为作为“抒情歌诗”的《伍子胥》与复仇的主题“不调和”①，吕丁也指出《伍子胥》中的时事讽刺与“散文诗”的基调不协调②。在1999年版《对话与漫游》中，孙永丽认为小说中“现实”的插入，并未与伍子胥作为“沉静的、思索的，在压抑中感悟着的个体”的整体精神面貌“取得有机的连接和转化”，表达的正是类似态度。 第二种普遍观点，认为《伍子胥》反映的是冯至对于歌德思想(如成长小说，“死与变”等)的吸纳。冯至不仅在写作《伍子胥》的同时几乎翻译了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而且写过大量研究歌德的文章。《山水》和十四行诗都明确有着歌德的影响痕迹，伍子胥在逃亡中获得心灵成长的历程也类似于威廉·麦斯特的漫游。蒋勤国的《冯至评传》便将《伍子胥》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歌德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在1999年版《对话与漫游》中，谢茂松也提出：“正是由于歌德，才使冯至最终能够把住、确定了《伍子胥》这一文本……正是由于渗透于文本各个角落的歌德化的思想、观念，使文本最终能够把住、成形。” 这两种解读方式既点出某些特色也留下大量谜团。一方面，现实而非诗意才是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伍子胥故事的根本动机。在小说后记中，冯至讲述了伍子胥故事在自己心中从“浪漫”转为“现实”的过程。或许他更擅长的诗意成分使人印象更深，但其中的现实书写是研究者不该轻易放过的。另一方面，仅以歌德思想无法囊括《伍子胥》中的大量观念。冯至曾表示《伍子胥》确实受存在主义影响，但称其受歌德和《威廉·麦斯特》影响则有些牵强附会③。更何况，以歌德的思想固然能够解释漫游、蜕变、成长等主题，却无法解释小说中的那些“多余”。比如，为何小说中常出现“故乡”字眼？为何伍子胥将自己离开楚国的逃亡理解为“返乡”？为何小说如此重视音乐？冯至在后记中表示完美的人生如“弧”，伍子胥的故事如“虹彩”和“长桥”(这也是“弧”)，这些词语与意象突如其来，该作何解？ 《伍子胥》的“诗意”与其修辞方式相关。小说有不少词句并非写实，也非来自历史故事，因此显得晦涩难解。然而，我们或许不应该以“诗意”之名笼统概括这些词句，也不应该将小说中时隐时现的现实暗示视为冯至在构造诗意世界时力有不逮的结果，而应该寻找小说联结现实与观念的特殊方式。在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伍子胥》的重读，或许当从理解“诗意”到底意味着什么做起。 二、从歌德到诺瓦利斯 根据冯至日记，他在1942年11月18日下午“至沈有鼎处借诺瓦利斯一册”④，这差不多是写作《伍子胥》的时间。冯至的博士论文以诺瓦利斯为题，他在此时重读诺瓦利斯，或许暗示《伍子胥》与德国浪漫派思想可能存在联系。 小说始于伍子胥的“仇恨”。第一章“城父”的前三段结尾句中都出现了“仇恨”二字，却并非历史故事中的杀父之仇，而是对于时代与环境的“仇恨”——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存苦闷与精神危机。三处“仇恨”都关联着过去和故乡的失落：第一段中，城父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伍氏兄弟在怀念幼年；第二段中，“新发迹的人们”已经忘记了祖先，放弃了“有山有水、美丽丰饶的故乡”；第三段中，那些在郢城“劳疲死转”的人决定离开郢城回到“西方山岳地带的老家”。在此章最后，伍尚选择回郢城见父亲，伍子胥选择逃亡复仇，两人眼前出现了“家乡的景色”，这幅景色中最重要的便是各种神灵的登场：“凌波漫步、含睇宜笑的水神”“云师雨师”“披荷衣、系蕙带、张孔雀盖、翡翠旗的司命”⑤。相比之下，当下则是神性消隐的时代：水神“敛了笑容”，司命“久已不在云中显示”。在这番对比后，冯至将伍尚的回郢城和伍子胥的逃亡阐释为两种返回“故乡”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