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22-09-15 [DOI]10.15939/j.jujsse.2022.06.wxl 有关1929年5月上海日报公会观察团(以下简称“观察团”)受张学良及东北当局之邀的东北之行，特别是观察团成员中身兼《申报》记者和《旅行杂志》主编的赵君豪与长期主持《新闻报·快活林》笔政的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严独鹤事后记述此行的《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笔者曾有专文讨论。一是以《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为中心并结合彼时的相关报道以及档案、访谈等不同类型的史料，旨在呈现赵君豪与严独鹤在“新‘东北’”“榷‘中央’”和“辟‘满洲’”三个方面对于东北的观察，并以史源学方法追溯有关东北的旧学与新知在南北之间生成流变的轨迹，进而厘定二者之旅行书写对于塑造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贡献。[1]二是关注以“旧文学”面目出现的《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如何表达出对于东北苦难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际情势和顽强的斗争精神的体认与尊重，进而从东北“固旧式”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出防维边圉和寻求富强的“新气象”。在笔者看来，这种得时代先声的东北“发现”，不仅松动了“新”与“旧”的文学评判标准，更是检视了历史本相的丰富性，乃至文学与历史互相塑造的生动历程。[2]而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聚焦于此，实乃因为赵君豪和严独鹤的东北游记穿越和连接了南北双方不同的政治与文化时空，为我们探寻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依据，深具文学、历史、学术、思想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然而，仅就笔者视野所及，学界对此议题几无任何深入的研究，在当下有关民国游记的选本中也难觅《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的踪迹。究其原委，这恐怕与研究者未及关注东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山雨欲来的国际情势中的独特地位有关。有鉴于此，本文接续上述的探讨，更准确地说是“瞻前顾后”：一是从观察团的发起、组织和命名入手，梳理彼时南北双方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关系，借此揭示当此北伐胜利未久而和平大局却已摇摇欲坠的危急之秋，“易帜”后的东北已经成为弥合南北畛域、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是为此项研究的基础和先导；二是以赵君豪和严独鹤视野中的“东北文化社”为线索，考究二者如何率先为南方读者开掘出东北的“现代”面向以及这一开掘行动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为此项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收束。 有关1929年5月观察团此行的追踪报道，彼时多以新闻通稿的形式刊载于沪上各报，此外沈阳、大连、北平、天津等新闻同业对此也颇为关注，所刊相关文本可为重要的补充。而在“观察团出发之先，曾一再集议，此遭观察所得，归后将合辑一书，以公诸世。凡在团员，弗得以团体观察文字，播诸报章。惟琐闻趣事，则在所勿禁。”[3]回沪之后，作为此行主要的预期成果，收录更多数据资料的“正式报告”本已由上海日报公会统一组织团员编写并计划以专刊的形式“贡献于社会”。[4]惜乎未见下文，众多珍贵史料，恐从此湮灭矣。所幸赵君豪和严独鹤分别留有记述此行“琐闻趣事”的长篇游记《东北屐痕记》与《北游杂纪》，两者都是返沪之后的总结之作，不仅以“游记笔法”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此行见闻，更以“后见之明”表达了很多独特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如此“琐闻趣事”，不可等闲视之。前者自1929年6月14日起连载于《申报·自由谈》，旋即整合并发表于当年7月至次年6月间的《旅行杂志》，1934年4月复有以其为主干损益而成的上海琅玕精舍版《游尘琐记》付梓。后者于当年6月23日开始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很快就在叙述进度上与《东北屐痕记》“齐驱并驾”。①此后面对着同样的素材甚至日程，据说二人从此采取一致行动，“每夜商定明日应做那一椿，大家就分头去做”[5]。是否有此“商定”之举，尚待考证，但从两者游记此后的叙述进度来看，的确没有出现“抢跑”的现象，两位各为其主的作家并没有采用针锋相对的竞争姿态，须知正如《申》《新》二报彼此将对方视为强劲对手一样，彼时的《自由谈》和《快活林》也是副刊界之“瑜亮”。而有这样友好的结果，固然离不开二人借此为期匝月、朝夕过从的东北之行结下的情谊，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向国人宣传东北真相的强烈责任感。 虽然有着“集体”考察和“商定”写作的底色，但《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却又都是民国时期东北游记的特出之作，意义不凡。正如赵君豪在《东北屐痕记》开篇所言，此行乃是他平生首次踏上东北的土地。[3]而连同原籍江苏新化的赵君豪在内[6]，观察团“一行二十余人，强半皆为苏籍”[7]，严独鹤则为浙江桐乡人[8]序1，亦属南人。虽然无法一一核实，但这些“南中人士”很可能和赵君豪一样，也是初来东北。因而其观察和记述东北的过程，自然也是认识和了解东北的过程，或者说，他们与其“期待读者”一道经历了一次“发现东北”的旅程。在《申报·自由谈》首发版的《东北屐痕记》中，赵君豪一再将“辽宁”误作“辽阳”[3，9]，直到该文后来结集发表于《旅行杂志》时才得以更正。[10]从这一有关地名的“笔误”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赵君豪与东北的“距离”。 与之类似的例子在赵君豪有关哈尔滨裕庆德毛织厂的记述中也曾出现，它以一个颇为有趣的“原产地”想象开始，又以一次颇为圆满的“包邮”购物行动结束： 吾侪自沪成行，群言赴哈而后，必购毛毡，盖在沪俄人，穷途落魄，肩负毛毡，求售道途，朋侪之中，多有购取，值虽不昂，品或稍劣，哈埠产毡，当优于此也。余初意毛毡，必为俄人所织，其花纹之雅，色泽之佳，当非华人所能为。庸知余之观念，有大谬不然者。自参观裕庆德毛织厂后，方知该厂出品，殊足嫓美俄人也。裕庆德厂创设有年，规模宏大，各种机器，若在南中，未可多见。……余侪最后观其金字毛毡，爱不忍释，遂各斥资，购其一事。……该厂主人，复以同人此行遥远，携取不便，且天已初夏，旅途之中，无复需此，允为免费寄沪，余侪均深感之。[11] 从“上海”想象“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反观“上海”，视域的交错与融合于斯为最，而牵引观察团诸君视线的则是流动在沪哈两地的白俄。“徘徊街头，贩卖毡毯布匹”的白俄可谓彼时上海的一道另类风景[12]67，这些白俄大多又是自哈尔滨流浪而来，故此赵君豪等人才有毛毡之原产地在哈且“必为俄人所织”的想象，不想真正的佳品竟出自华人工厂且其设备工艺毫不逊色于闻名全国的沪上同业，如此反转自当让观察者刮目相看。这一颇为曲折的认知过程，岂不正是“南中”人士心目中之东北形象变迁的缩影？ 不过，对于彼时的南方读者而言，或许正是这样的“距离”吸引着他们追随赵君豪和严独鹤的脚步把目光投向那一片略显陌生的国土。而与赵君豪笔下的地名“硬伤”相比，观察团诸君集体性的有关东北“冷”的想象，虽是一个让读者忍俊不禁的插曲，但却关系到国人长期以来对于东北的误解。因而赵君豪等人在游记中的一再辨正，不仅有着重要的“科普”意义，更有打消南方人士开发东北顾虑的现实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