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戈麦最后阶段创作的基本情况 戈麦1990年的诗歌写作结束于《新生》《深渊》《高处》《盲诗人》等作，这些诗都流露出跟过去的生活告别之意。在《新生》里，戈麦对过去的生活作了清算，认为它充满辛酸与徒劳，但它仍然是美丽的，自己也在其中获得了成长：“这是我逝去了的二十三年美好的时光/它们簇集成一个灿烂的星系，从诞生到成长”。他也对未来的生活作了展望：“许多事物还不曾梦见，许多事物还有待找寻/……/我摒弃了所有的痛苦和忧虑，写下我漫长而宁静的新的生活”。在《高处》中，他写道“我不能继续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其中还罕见地出现了“幸福”一词：“我只想回到你温暖如春的家园/我只想做一个圣书上的人，守望花园的人/一个寻常的人，幸福的人”。数月前，他说：“我已远离了世上所有的幸福(《帕米尔高原》)”“幸福酿成苦果”(《故乡·河水》)。现在他说：我要做一个寻常的人，幸福的人。这是心态上的重要调整。这个时候，应该说戈麦对未来的创作和生活都充满期待，并决心开始一种同时追求尘世幸福和诗歌修远的新生活。他说：“至善需要耐心，旷远依赖于时间的丈量”“我考虑着玫瑰、云影和钟声/我的案头浮现异国的风光”(《新生》)。从写作上讲，1991年的戈麦确实再次迎来了诗艺上的更新，一跃达到了其创作的顶峰——虽然，这一年的作品数量在其4年的创作生涯中并不算多。 1991年1月下旬，农历正月，戈麦到上海访问施蛰存。这是戈麦首次南方之行。2月戈麦写了一批南方题材的诗歌，写了小说《地铁车站》《猛犸》《游戏》、随笔《文字生涯》，还有施蛰存访问记《狮子座流星——记作家施蛰存》。这个2月是戈麦写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但就诗歌写作而言，这个阶段可以算是他的“换气期”，那些在戈麦诗歌中相当另类也别具魅力，错杂于元素诗之间的南方诗歌——其中《南方的耳朵》《冬日的阳光》《目的论者之歌(青草)》等篇可归入戈麦最优美的抒情诗之列，特别是《目的论者之歌》一篇神思莫测，变化多端，无理可寻，无迹可寻，又浑然一体，可谓神来之作——只是戈麦这次南方之行的一个副产品，并不在戈麦的写作计划之内。① 戈麦真正属意并着力的还是他的元素诗。2月，戈麦写了《雪》(一、二)《大雪》(一、二)《风》(一、二)。这些诗延续了上一年底元素诗的特征，显示了一种深入事物内部的努力。《风》(一、二)触及语言与事物互相转化的主题。《风(一)》说：“意念的出现往往先于概念/当我说到风/我的胸口上涌现一层薄薄的云/只需伸出一片苇叶/风就从苇叶下面一掀而过”。在《风(二)》中，这一节被改为：“形象的出现往往先于意念/当我说到风/我的心头涌起一层淡淡的云/我的话语像一片苇叶/风从苇叶的下面一掀而过”。概念、意念、形象都是语言表意功能的体现，而依次接近事物本身。最接近事物的是那种创造的语言：当我说到风，我的胸口上涌现一层薄薄的云。它虽然不能像上帝的语言说到光，光就有了，但它是对事物的召唤，和事物彼此推动，就像苇叶和风之互相响应。如果语言的这种召唤没有触及和唤醒事物，那就意味着语言和事物仍处于分离状态，需要进一步深入事物的内部——“当我感觉不到的时候/我会去事物更深的一层寻找/一片有着罕见之美的植被/在你镇定的寂静之中/是隐藏着一阵风的呀”——直到事物自身的风被召唤出来。在《大雪》(一、二)中，大雪的舞蹈应语言的呼唤而来，就像“长久的积愿从天而降”。进入这舞蹈，意味着人向事物进入，而事物也向人交出自己，人和事物彼此拥有，朝向彼此而盛开(“为什么我的渺小仍然得到盛开”)，甚至互换身体——这是比变性术更伟大的诗学发明。在戈麦笔下，天马从“我”的生命、“我”的幻想汲取它的存在，而天马的形象一旦生成，它就不再属于“我”梦想的头颅，而必乘云腾去，翱翔天宇，乃至“捣碎我的天灵盖上的神灯”(《天马(二)》)。实际上，戈麦成功的元素诗都具有这样的意味。“一定有风存在于语言之上/像波浪翻过来的水面下的空隙”，这是诗人对语言力量的古老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咒语——也是诗人身份的前提。同时，语言也必须倚仗诗人特殊的敏感性。除了诗人，什么人会发现波浪翻过来的水面下的空隙，乃至微小的空隙间穿行的风？语言把它的力量借给诗人，诗人则把他的感受力赋予语言，语言和诗人就这样彼此成全。而语言的力量甚至可以超越事物自身：“在沙漠中心的风眼/那些刮到树木的并不是风/而是像风一样杳无踪迹的言语”(《风(二)》)。这样的语言意识和语言态度是戈麦元素诗写作的前提，同时赋予戈麦在语言中孤身挺进的动力，还有勇气。 3月戈麦写出了《北风》和《梦见美》。这是两首期待已久的杰作，表明戈麦的元素诗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接下来的几个月，戈麦没有继续写元素诗，只零星写了一点计划外的即兴诗(这个较长时期的停顿，在戈麦的写作史上相当醒目，或别有原因)，然后到了8月，他一下写了另外6首可与《北风》《梦见美》相媲美的元素诗：《浮云》《沧海》《大风》《天象》《佛光》《眺望时间消逝》。戈麦之前的元素诗是以语言去描摹、接近、进入事物，而在这批新的杰作中，语言在描摹、接近、进入事物的过程中，先变成了对事物的召唤，接着变成了事物本身，一种淋漓的元生之气把语言和事物一起携进了一场恢宏磅礴的舞蹈。在《北风》《大风》中，语言赶上了风的速度，变成了风，从上帝中山装的四只口袋里，“像四只黑色的豹子闪电一样飞出”；在《沧海》中，语言拥有了水的腰身，随水而漂浮而摆动，在沧海上拓展出银线环绕的航路，并为我们“一直领航”；在《天象》中，滔滔奔涌的语言如云图闪亮，召唤时辰，瞻望永恒，带来启示；在《梦见美》中，事物身上深藏不露的美在语言的梦中揭开面纱，汇入语言，最终达到语言和美的合一；在《浮云》中，语言追随浮云在天空漫游，出入浮云的众多幻相，在虎、象、荷花、麦垛、池水、光的十字、老虎额头上的王字、大脑、王位、圣杯……众多形象之间不断变幻，也有浮云的速度；在《眺望时光消逝》中，语言作为神器，也是最后消失的事物，被一只大鱼驮走……在这些诗中，是事物本身在说话，语言和事物变成了同一个东西。或者说，语言真正作为构成性的力量，参与了世界的创造。这是造物的语言。早在《逃亡者的十七首》(1989)中，戈麦就表达了“渴望成为另一种语言”的愿望。现在，这种语言终于诞生了。臧棣说：“在他写得接近完美的时候，他身上的这一特点暴露无遗：他不使用个人的语言，也不使用民族的语言，甚至不使用宇宙的语言，而仅仅是朴素地驾驭语言的语言。”②在这样的语言创造中，主体也挣脱了自身，进入了与语言、事物合一的运动。这种主体、语言、事物的合一，用骆一禾的诗学概念来说就是“语言中生命的自明”。在这个三位一体的运动中，词语奋身挣脱它的静态和固有词义，“像被祝颂的咒语一样彰显出来，成为光明的述说”“显示其躯骸”。③在此前后，戈麦曾与笔者讨论奥尔森的“放射诗”。在一个标为“美国现代诗”的笔记本里，戈麦摘抄了奥尔森关于放射诗的论述：“诗的每一部分都是高度的能量结构，也应是能量发射器。……一种感觉立即而且直接地引向另一种感觉，它所言即所指。”④前一句可用来定性地描述戈麦晚期幻象诗的艺术效果，后一句则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些诗的推进机制。从这些信息可以推断，奥尔森的诗歌理想或许曾引发了戈麦对自己诗歌的未来的向往。在这些诗作里，戈麦已彻底背弃了现代诗包括他自己身上的否定精神，而转向了诗歌更为久远的“祝颂”传统。这就是骆一禾所呼唤的那种创世的诗歌：“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迥，它乃是创世的‘是’字”。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