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终生以鲁迅为师，尊其为一代“文宗”。学界对孙犁受鲁迅影响之研究已有不少，主要认为晚年孙犁得“鲁迅遗风”①，尤其是“文革”后所写的《芸斋小说》等具有鲁迅神韵②，但对其早年对鲁迅的学习与接受则关注不多。孙犁从中学时代就好读鲁迅，并反复谈论其人其作③，只是孙犁的成名作《荷花淀》《芦花荡》等以优美著称，与人们熟知的“鲁迅风”相去甚远，因此，孙犁早期创作与鲁迅的关联性往往被忽略。在本文看来，早年孙犁学习鲁迅直面现实、介入现实的文学观，构成其一生创作的根基。他彼时师法鲁迅却“不像”，走的正是一条颇有意味的、通过学习他人而形成自我的道路。 华北事变发生不久，孙犁就参加了河北自卫军，此后在晋察冀边区长期从事文艺宣传以及编辑、记者等工作。这一时期孙犁写成了《少年鲁迅读本》一书。这本简明生动的小册子不仅可见孙犁的个性趣味，而且沉淀了冀中抗战的历史与内容。本文通过细读《少年鲁迅读本》，考察孙犁如何在师法鲁迅、响应边区政府号召以及创作个性之间寻找平衡，强调文学的个人才华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孙犁学鲁迅不仅关涉文学的技巧和风格，更是一个返回晋察冀抗战历史才能充分理解的话题。本文再解读《少年鲁迅读本》，也有意对话已产生广泛影响的“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之说④。“新时期”以来，推崇“纯文学”蔚然成风，出现一些认为越与政治保持距离越体现文学审美的论说。具体到孙犁研究，则强调其人其作主动疏离政治，追求诗意和超拔的知识分子人格等，尤其把孙犁定位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成为一种经典论说。然而“纯文学”并不纯粹，它从反思“文革”冲动出发，逐步生成“去政治”“去革命”的偏至⑤，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一律视为教条化、专制化的外在压迫力，而忽视其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容。从这一视角评析作家作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误解和曲解，“多余人”之说亦是如此。返回孙犁文学生涯的起点、追究其文学观念和技艺的形成，不可能脱离华北事变后的抗战局势以及中共政府在晋察冀边区组织的文艺运动。客观看来，孙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时语境下从军入伍，呼应边区政府号召而参与、推动晋察冀文艺运动，他是亲历并书写抗战历史的“革命人”。 一、化阴暗为动力的鲁迅成长史 1941年，孙犁在晋察冀山里写完《少年鲁迅读本》。虽然环境艰苦、手边资料有限，但这次写作受边区学习鲁迅风潮的带动，是有计划而来的。此前，孙犁在《关于鲁迅的普及工作》一文谈到边区已经有许多同志为了普及鲁迅而研究鲁迅，说自己也将开始这项工作。具体包括编写通俗详细的鲁迅传，改编鲁迅小说为通俗故事或短剧，宣传鲁迅对神话传说、新文字、木刻画研究的成果和刻苦的工作精神等几个方面。完成《少年鲁迅读本》的同年，孙犁还撰写了《鲁迅、鲁迅的故事》一书，主要缩编鲁迅小说还有他人回忆评说鲁迅的文字，这两本书都是属于先前的计划之列。因为孙犁觉得《鲁迅、鲁迅的故事》文字粗糙且原创性不够，初版之后不再印行，只有《少年鲁迅读本》再版和保存下来⑥。 《少年鲁迅读本》题名“少年”，主要介绍鲁迅的青少年时期，且面向中小学等文学程度较低的读者。读本采用给学生讲课的口吻，共由十四课构成，语言通俗易懂，呈现出一个爱美向善、化阴暗为动力的鲁迅形象。如研究者所言，该书字里行间有“美质流动”，“鲁迅的存在，在他(孙犁)笔下以童话般的韵律呈现出来，这在后来的鲁迅传播史里，是极少见的”⑦。如果说鲁迅其人其文江海深流，少年读本则像一条清浅小河。说其“清”，是充满童真童趣，质朴而有深情；说其“浅”，是把复调鲁迅剪裁为单一的爱国救亡面貌。 因为聚焦“少年”，《少年鲁迅读本》受《朝花夕拾》的影响非常明显，不但多转述书中的人物与事迹，甚至大段摘抄原文，如关于百草园的自然风景，长妈妈、衍太太等的一言一行，与藤野先生的对谈，等等。众所周知，《朝花夕拾》是鲁迅关于“故乡”“儿时”的回忆自述，不吝展现内心的温情与柔和。孙犁深受感染，通过“姥姥家”“小伙伴”“私塾”“图画书”“童话”等章节讲述亲情友情、游玩阅读等生活细节。在孙犁看来，“鲁迅从小爱好自然、田野、树木和天空”，对《诗经》中的花鸟虫鱼、《山海经》中的怪兽传说还有中外童话故事等充满兴趣，最欣赏不受束缚的天性和儿童没有私心的纯真。孙犁尤为赞叹鲁迅笔下的童趣、乡村风景：“对于乡下的一次社戏，儿童们的一次行船，瓜园的一个夜晚，禾场的一个黄昏，一经鲁迅描写，也就成了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民俗学价值的风物断片。”⑧ 读本尽管着力呈现了一个情感细腻、富有好奇心和审美力的少年鲁迅形象，然而也反复涉及暗流，如家境衰落而跑当铺、受人白眼，儿童天性遭到压制和戏弄，南京和日本求学过程中接连遭遇失望乃至屈辱，等等。在鲁迅那里，“阴暗”种种无时或忘，是激发他创作的重要因素：“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⑨孙犁介绍鲁迅为什么做起小说来，却干脆利落地化“阴暗”为动力，包括离家求学还有后来弃医从文都指向一个明确目标——“为了拯救祖国”。孙犁还时时从鲁迅联系到抗战：“上海抗战的时候，日本军队残杀中国孩子们，孩子们流浪在敌人烧毁的烂砖碎瓦上面，鲁迅深深苦痛，写文章叫孩子们也要知道国家的仇恨，要报复。”“鲁迅看见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姑娘抱着一个竹筒，在马路上奔跑，给抗日的战士募捐，就写了文章，叫全世界看见中国少年人的心，爱国的热诚。”为强调鲁迅的求学、创作都是爱国救亡的方法，《少年鲁迅读本》在末尾归结为《战术》一课，开头即引用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进而定位鲁迅：“看看鲁迅的传记，看看鲁迅的书，鲁迅就是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一个战士。”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具有“爱憎不相离”“阴暗而又明亮”的复调特征，即便《朝花夕拾》一类明白如话的散文，切换于儿童/成人两种视角之间，也内含审美/批判、爱/憎、善/恶等一系列张力。孙犁把鲁迅的记忆暗流转化成反压迫、反侵略的动力，驱散“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毒气”“鬼气”；把鲁迅直接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则消解了他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