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对于农村的书写是通过农村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浩然的《苍生》(1988)出版后，小说中的主人公田保根虽被视为农村改革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批评家在指出这点时其实颇为犹豫①。这一犹豫，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代新人塑造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的形象的内涵变迁。田保根虽是新时代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但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表现“人”的丰富性是新时期人物形象塑造时的重要原则。批评家的游移，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的丰富性的认定与改革英雄的塑造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表征。这一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争论不休，于此时重现，同一问题，不同时代被提出，其所反映的矛盾是否解决？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是否一仍其旧？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今天对照比较两个不同时代的农村题材小说时需要加以注意，而且也是不可回避的。 一 问题域的演变 田保根的改革者形象如若放在十七年时期，无疑是要遭到批评的，而事实上，即使是置身于改革文学的主流写作中，田保根的形象也属异类或特例。在1950-1970年代的语境下，文学创作中人物关系配置的主流是，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塑造主人公。而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则一般都是正面人物或者是英雄典型。这样一种在矛盾斗争中塑造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结构模式，辅之以阶级分析法，往往会造成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两极鲜明，很少有中间状态的人物。这一状况在斗争双方阵线分明的革命历史题材中尤甚，相对而言，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呈现，则要复杂得多。“中间人物”的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被提出。《苍生》中田保根是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是正面人物，但他与《艳阳天》或《金光大道》中的萧长春或高大泉式的英雄典型不同，在他的身上有诸多可圈可点的“缺点”所在，这是有“缺点”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对于“英雄形象”②如何塑造问题，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做的报告中有过阐释，总结起来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现实生活和文学表现的关系。现实中的英雄可以有缺点，而被表现出来，则必须是完美的。二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文学只反映人物所属阶级“类”的“共同性”，而至于“个性”则可以被忽视。这样一种本质即阶级共性。不同人物分属不同阶级、阶层，其“共同性”也不同。英雄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当然必须是完美无瑕的，我们理应表现英雄的“共同性”。三是，这样一种本质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的配置上，必然是敌我矛盾的二元对立和在矛盾对立中塑造人物形象。不同阶级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共同性格”，一旦不同阶级遭遇，矛盾便不可避免，敌我之间的二元对立便成为情节设置的关键。四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周扬并不否定人身上的“个性”的存在，他反对的只是英雄身上的过多的“个性”色彩。这里就有一个逻辑，即英雄是无产阶级共性的代表，其身上不能具有过多的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英雄所属的同阶级的其他人，甚至普通百姓就不能有个性。而也正是这一逻辑延伸，为彼时的文学创造出具有丰富性格的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但周扬的讲话也遗留下了一个理论上的死角，即“个性”的表现问题。虽然说允许英雄之外的正面人物可以有“个性”的表现，但“个性”是被允许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换言之，“个性”必须限定在“共同性”的框架之内，且从属于“共同性”：“个性”的表现空间其实很小。但也正是这一可供回旋的个性表现空间，是“中间人物”得以被塑造并被作为范畴提出的重要前提。作为中间人物的梁三老汉(《创业史》)虽然被严家炎、邵荃麟等学者盛赞③，但他只是作为向正面人物转化的形象出现，而不是相反，即导向反面人物或敌人的一边。可见，“中间人物”的提出，虽带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至少是有意突破本质主义的藩篱，但其实仍是二元对立思维下的产物，其作为二元对立模式的补充，一旦二元对立之间的斗争被强化，“中间人物论”便会遭到质疑。早期文艺界展开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④，以及“中间人物论”作为“黑八论”的代表最终被写进《纪要》，都可以在这一逻辑下得到理解。十七年文学的主流是在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中间人物论的提出，容易给人以有阶级矛盾调和论的嫌疑，其屡遭批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初一段时间的部分农村改革文学之作，如《彩虹坪》(鲁彦周)、《基石》(叶辛)、《拔河》(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叶辛)、《燕赵悲歌》(蒋子龙)等，虽然在主题上表现出是对《创业史》《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颠覆，但在人物塑造及其关系配置上却是如出一辙，是“二元对立”冲突的框架下塑造人物形象，这种二元对立矛盾冲突，如“改革者与保守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冲突等，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范式致使英雄主人公的形象都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今天看来，中间人物论的提出，有其权宜之计的考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物塑造的丰富性问题，以及带来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但也正是这一表现空间，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各种可能。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中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些“中间人物”，如糊涂涂、常有理(赵树理《山里湾》)、梁三老汉(柳青《创业史》)、赖大嫂(西戎《赖大嫂》)、亭面糊(周立波《山乡巨变》)、老坚决(张庆田《“老坚决”外传》)等，这些“中间人物”形象最为研究者们所称道。《苍生》中的田保根形象的出现虽有模糊阶级共性的嫌疑，并不能真正表现先进阶级的共性，但其实质呈现出的是关于“人”的丰富性内涵的新的认识。田保根的形象，早已突破了“中间人物”及其彰显的矛盾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其相对于当时占主流的农村改革英雄形象，有其不可取代的文学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