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国记忆”的流变 20世纪70年代甫一开始，高昂的声部回响不绝。报纸相信，“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①。但是，在三十多年后，当北岛、李陀将往日旧友的回忆汇集成册，以朴素的白色封面陈列在中国知识界眼前时，有关历史变迁、历史记忆、历史的诠释权等问题，再一次向关心当代史的人们提出叩问。不同于报纸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20世纪60年代给未来注入信心和希望，《七十年代》封底处李零所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则鲜明地以后来者的姿态，向作为“起源”的20世纪70年代致以温情敬意。一个尚待展开、给人以无限遐想，另一个则时过境迁，却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父亲和出生地。在截然相反的叙述里，“昨日的世界”变得越发奇妙。 不过，若想直接从文本层面讨论记忆与真实、历史与复现、表达权与言说者位置等诸多关系，而不细致探究背后一系列错综纠葛的历史关联，那么对理论的分析势必步履维艰，且有降格为低层次挪用和印证的危险。之所以避免过快使用“记忆理论”来解释文本，是因为《七十年代》的问世，实则处在一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共和国记忆”而不断游移、变化的历史过程。时间回到20世纪末，其时曾有一批“六十年代”文本出炉，这些书籍借助以怀旧为主要特征的“老三届热”②而浮出水面，整体上从属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兴起③的背景。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在现代性、启蒙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再评价等问题上产生的“悬崖式的裂缝”④，使得“六十年代”成为没有共识的众说纷纭之地，相关回忆在不久之后便陷入沉寂。与“六十年代”记忆由盛转衰的流变相反，“八十年代”则从“六十年代”的沉寂处悄然苏醒。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展开已扭转、偏离了人文知识分子在此之前的普遍设想，每个人都得重新寻找新的捕捉时代、表达自我的方式⑤，因此在该阶段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八十年代”的意涵未被充分注意和释放。不过，当时间进入21世纪，此前因“九十年代的分歧”而稍稍暂停的“共和国记忆”，这时的聚焦点终于降临到“八十年代”。出版界准确捕捉了世风、民情的转向：2004年旷晨、潘良编的《我们的八十年代》，2006年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2008年张立宪著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陈祖芬著的《八十年代看过来》，2009年王尧著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在这其中，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尤为著名，在思想、文化界泛起的波澜也最为显眼。 从2006年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再到2009年的《七十年代》，两本书存在着一望即知的亲缘性与过渡性。首先，出版方均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其次，由作者群观之，既接受访谈，又撰写回忆的，有阿城、北岛、陈丹青、李陀，两书的编者查建英和北岛、李陀，同时又是《今天》杂志在海外复刊后的编委成员⑥；最后，李陀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后撰文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安”，他希望“再往下做八十年代回忆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多注意一点。比如，编辑部、出版社在找人写八十年代回忆文字的时候，不一定全找那些‘成功人士’，也不一定要找今天在媒体上总有机会抛头露脸的成名人士”⑦。由此来看他在《七十年代》序言中所说“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绝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⑧，以及在《七十年代》续集中强调的“在七十年代这个‘历史夹缝’生存、生活、成长的人们，应该包括各个方面、各个阶层”⑨，两书的顺承、转化关系更可得到证实。2012年，北岛与三联书店再次合作，目光对准的时空进一步后移，以“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为具体对象，召集当年同侪，展开一场有关“暴风雨的回忆”⑩。如同本雅明描述的背对未来、脸朝过去的天使(11)，随着线性时间的延展，过去的面目反而愈加清晰。 整体上看，知识界大致经历了1995-2000年的“六十年代”热与2005-2010年的“八十年代”热。在两个时代之间，《七十年代》应后者运势而生，但也和前者保持着隐秘的关系。书中三十篇回忆文字，乍看之下只是私人物品，并无序言所说的争夺记忆、推进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抱负，但历史的复现绝没有凭空产生的道理，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如果说《七十年代》直接承继《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文化脉络，呼应其时关于“前/后三十年”的思想争论，将关切点瞄准在两大历史时段的转折关口，那么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触发回忆的认识装置处在特定的时代氛围，这种氛围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装置本身亦面临着损耗以及更新。明确的历史感会帮助我们将问题意识锚定于恰当的材料与对象，只有大致明晰1990-2010年间“1960-1980”记忆的苏醒过程，进入《七十年代》内部才得以可能。 二、“一代人”的精神履迹 编织大线条的同时，亦不能回避绵延不绝的“小传统”。《七十年代》的出现更和《今天》杂志复刊后的文化实践息息相关。自从《今天》去国怀乡，复刊后，编辑部同人想象着如何重新参与中国的文学事业。北岛不想将《今天》变成“迁徙刊物”：“虽然刊物不得已办在国外，它的文学写作一定要立足国内，它一定是一本中国文学杂志(12)。”身处海外而心向故国的境遇下，努力拒绝心为形役，以遥望的方式“返还”家乡，北岛、李陀与《今天》杂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实践，包含着某种“花果飘零”“感时忧国”之感。从“《今天》出版的主要专辑目录(1990-2016)”(13)来看，《今天》杂志编辑部曾组织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重写文学史、金庸作品、中印作家对话等专辑文章，进入国内读者视野的，则有《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持灯的使者》《视野丛书》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