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66/j.cnki.cjxs.2022.04.003 胡适在办《努力周报》推动政治改革失败后给“努力”同仁写信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①1925年3月，鲁迅在回答徐炳昶提议把《语丝》《现代评论》和《猛进》合并成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时表示：“还得用于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改命’。”②可见胡适、鲁迅等五四思想先驱都深感反封建启蒙还任重道远，希望知识界同仁能够接续《新青年》完成其“未竟的使命”。然而，胡适扩充《努力》办《努力月刊》之事终未实行；鲁迅1926年联合“狂飙社”和“未名社”创办的旨在“撕毁日社会的假面”的《莽原》周刊及半月刊未及两年而终刊。而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名重一时的《语丝》周刊，在1927年10月被奉系掌控的北京政府查封后，虽在上海复刊，但已是江河日下了，勉强维持到1930年3月而终刊。其实，到1928年，激进的革命派掀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认为启蒙运动已经落伍过时，断定五四时期“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③，可谓已呈现“救亡”压倒“启蒙”之势。此后，各种文化派别或团体所办的刊物纷纷竖起政治的旗帜。在这种浪潮汹涌澎湃的社会背景下，《青年界》坚定地沿着五四开创的思想文化启蒙之路，通过切实的知识文化的传播与引领，培养塑造具有现代知识结构与思想意识的时代青年。正是这种对《新青年》启蒙精神血脉的持守与传承，凸显了《青年界》独具的价值与意义。遗憾的是，学界对《青年界》还缺乏应有的关注。目前学界对该刊的研究，或是将其作为北新书局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加以考察，或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介绍其内容与栏目，或是就其某些专辑或艺术形式进行介绍与分析，但围绕启蒙主线对该杂志进行全面考察与深入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本文将从《青年界》与五四启蒙的历史渊源、其所依托的文化启蒙的象征资本及对启蒙的传承与转换三个方面，对该刊的启蒙特质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 一、《青年界》与五四的历史渊源 《青年界》是由北新书局于1931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一份面向青年学生的杂志，1937年6月刊行至第12卷第1期因抗战爆发而被迫休刊，1946年1月复刊直至1949年1月停刊，共出86期。该刊是北新旗下出版时间最长、期数与发行量最多的刊物。其核心编辑者为赵景深和李小峰。此外，石民、袁嘉华、姜亮夫、杨晋豪、厉厂樵等也先后参与了编辑工作。该刊创刊与发行的主要时段在1930年代。当时，在社会文化浪潮的冲击挤压与严酷的报刊审查下，编辑出版界动辄得咎，举步维艰。一方面，由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带有明确的倾向，所以“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杂志其实是很难存活的”④。正如仅仅出了6期的《文学时代》的编辑储安平在“告别辞”中所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⑤但另一方面，具有典型倾向的左翼期刊虽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迫于查禁，办刊时间一般都不能长久。就像鲁迅当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而作者殊寥寥。销行颇多者，为《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萌芽》等，但禁止殆将不远。《语丝》闻亦将以作者星散停刊云。”⑥鲁迅所举的这几个畅销刊物，《现代小说》刊行两年多发行18期，是其中办刊时间最长的。而刊行时间最短的《拓荒者》仅办3个月发行4期。茅盾当时在其杂文《“杂志办人”》中感慨办杂志之“难”：“第一难处是：有些话不准说。你说了，杂志就要办不下去。”⑦时任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主编的倪文宙回忆说：“当三十年代的时候，在蒋政权的高压统治下，书商办的综合性杂志，是不可能登载较激进的政治论文的。”⑧1933年，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因为策划和实施了《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而被迫离职，《东方杂志》改由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协恭任正、副主编。为此鲁迅专门做了杂文《听说梦》：“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⑨胡愈之本人则感慨说：“当时我们如果做得更策略一些，保持这块阵地，对革命文化工作的发展更有利。”⑩在这种冲击与高压下，调整出版方向，避免触礁就成为一般出版商所采取的生存策略。如作为出版界龙头老大的商务印书馆，其老板张元济就秉持“在商言商”的原则。他不但拒绝为与他颇有私交的康有为代售其宣扬“虚君共和”的《不忍》杂志和攻击共和的著作《共和平议》，而且婉拒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甚至宁愿白赠陈独秀几千元稿费却不出版其1928年在狱中所撰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11)而面向青年进行温和的文化启蒙的《青年界》，正是当时北新书局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来求得生存的产物。 《青年界》创刊缘于北新书局所办的《现代文学》杂志遭封禁。《现代文学》于1930年7月16日创刊，由赵景深编辑，共出6期。1930年12月16日，因该刊连载谢六逸所译日本作家片冈铁兵的左翼文艺论著《新兴小说理论》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李小峰、赵景深遂将该刊与《北新半月刊》合并创办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要受众的新杂志《青年界》。《青年界》从刊名到办刊宗旨，都与五四时期的旗帜刊物《新青年》颇为相近。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宗旨即在“传播新思想，呼唤新青年”(12)，创刊号社告中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3)将编辑方针确定为：“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4)要“科学与人权并重”，使“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15)。《青年界》创刊号虽无创刊词，但在卷末的编辑者言中则简约说明了刊物的创办宗旨：“只是想给一般青年供给一些精神的食料而已。……正如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的食料一般，精神的食料也就有几多种。而‘杂’，本是杂志的特征”。(16)作为一份青年刊物，《青年界》的内容整体偏重于文学，但也广泛涉及美术、音乐、摄影、电影等艺术方面的内容。此外还设有社谈、国际问题讲话、自然科学讲话、学术讲话、英文、科学新谈、杂俎等众多栏目，确实为当时的青年读者提供了杂而实的精神营养。对照《新青年》与《青年界》的编辑宗旨与意图，可以看出两者的思想相合与内容相通之处。即二者均以青年为本位，以启迪青年思想，提高其文化素养为出发点。 《青年界》的文化启蒙血脉源于北新书局与五四新文学社团休戚与共的历史渊源。以出版新文艺书籍和期刊闻名的北新书局，1925年3月创办于北京，1927年10月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被奉系控制的北洋政府查封，此后把总部迁到设于上海的分店。该书局名称的由来或说“和北京大学以及新潮社有关，说是北京大学与新潮社各取第一个字，便成了北新”(17)。或说“含有‘北京大学新潮社’和‘北方的新式书局’的意思”(18)。这两种说法都强调了北新书局与新潮社的历史渊源，其实，北新书局的创办还与当时另一个新文学社团语丝社密切相关。确切地说，北新书局是在语丝社的促动和鲁迅的支持下从新潮社脱胎而出的。而这一切又都缘于北新书局的创办者李小峰自身是新潮社和语丝社的重要成员。 李小峰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还在北大读预科的李小峰即与孙伏园、宗甄甫一起加入了新潮社，并在当年11月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上被推选为第二任新职员(负责记录和校对)。在1920年10月的第三任职员改选中，被当选主任干事的孟寿椿指定为干事(同时被指定为干事的还有王仲宸、孙伏园、高尚德、宗甄甫、郭绍虞)。这是李小峰进入新潮社管理层并逐渐成为后期新潮社实际的管理运营人的开始。新潮社以其所办刊物《新潮》而名重一时，但《新潮》却是一个短命的杂志。该刊1919年1月创刊，按照社章规定，每年出2卷，每卷为5期。每卷终了时，召开大会一次，并改选职员。但自1920年5月出至2卷4期之后，即处于半休克状态。当年9月才出了2卷5期。第二年9月出了3卷1期。到1922年3月出到3卷2期即告终结。此外，新潮社编辑出版的《新潮丛书》，在1920年出版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周作人选译的近代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及《蔡孑民言行录》之后，仅在1922年和1923年出版了陶孟和的《现代心理学》和李小峰、潘梓年合译的《疯狂心理》，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的状态。新潮社出现的这种高开低走的情状，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角度看是由新文化运动从高潮转向落潮所决定的，而直接的具体的原因，则是由该社的大批成员毕业离校造成的。如社中的核心人物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毛子水、陈达材、孟寿椿等先后出国留学，使新潮社处于群龙无首无人负责的状态。尽管1920年10月新潮社同仁推举出周作人作主任编辑，但周作人作主任编辑两年多，《新潮》只出了两期便停刊了，并没有达到使新潮社起死回生的效果。正是在此情况下，李小峰由新潮社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担负起了重振新潮社的使命。李小峰重振新潮社的想法得到宗甄甫、孙伏园等人的支持。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借北京大学举行建校25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出售积存的《新潮丛书》，利用售书所得的280余元做初始基金，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由是，冰心的《春水》、鲁迅的《呐喊》及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周作人译的诗歌和小品集《陀螺》、冯文炳的《竹林的故事》、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等都纳入《新潮社文艺丛书》出版，使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的新潮社得到了“新生”。值得注意的是，李小峰主持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已经不再依托北京大学出版部，而是自己编校，自己设计，自己印刷，自己发行。这不但为李小峰日后从事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且可以说，李小峰主持下的后期新潮社，基本上就是后来北新书局的雏形。李小峰自己是十分珍视这段为其从事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的新潮社经历的，在1947年北新书局填写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工矿事业调查表》的常务董事“略历”中，李小峰名下写的依然是“新潮社社员”，这时距新潮社结束已经20年。(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