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樊骏先生以宏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回顾了1949年以后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所经历的坎坷历史道路，以及这一过程中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和形成的深深的内伤。在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之后，他描述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生机蓬勃的新气象”：新时期以来琳琅满目的新成果以及蕴含其中的一系列实质性的变化、进展和突破，进而断言：“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① 然而这一断言似乎落了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春天”迟迟没有到来。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整体失落，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学的学科影响力减弱，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者没有迎来梦想中的春天，反而深刻感受到了寒冬的凛冽。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列为“六五”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总计五六千万字，由七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十几家出版社分担出版事务。因其影响之巨大，时常被视为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热”实绩之一。然后这个项目计划出版近200种，约1亿字。至1990年底，甲种丛书计划31种，实际出版7种；乙种丛书计划出版100多名作家研究资料，实际出版47人，丙种丛书计划9种，实际出版2种。张大明曾多次回忆1990年代初期主持并参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尴尬处境。“书编好后，出版就成了问题”，“辗转多年都未能出版”，“付出心血精力的参与者都伤透了心”，《中国现代文论》如此、同样多灾多难的还有《二十世纪文学编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资料选编”流产，《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部分稿件在不同出版社间漂泊的过程中失去了踪迹……② 已有的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回顾中，1990年代基本是跳过的。不仅史料学自身的学科探索被“暂时搁置”，史料的成果似乎也乏善可陈，对史料的忽视甚至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热中的相关文学史书写。③这个定位，与我们的学术史回顾是一脉相承的。1980年代的蓬勃崛起和新世纪以来各种的转型和发展，引来众多研究者反复咀嚼；近一两年来，1990年代学术界的困境和反思也渐成话题，但这几乎都与史料研究无关。从1985年马良春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989年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到2004年刘增杰的《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2006年刘福春的《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2008年谢泳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从1980年代的“搞资料儿的”到2006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都跳过了1990年代：不过是从一个顶峰向另一个顶峰的过渡，仿佛两座山峰间的不见光亮的低谷。 常识告诉我们，能登上多高的山峰，取决于你在平地做了多少准备：蓄积了多少力量，选择了哪个方向。作为低谷的1990年代史料工作，也许是一个“过渡”，但却是必要的“过渡”。 1985年马良春首倡“现代文学史料学”，并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类型化的区分。他将现代文学的史料划分为七大类型。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考辨性史料：在各种史料工作基础上产生的考辩性史料著述等。今天看来，这样的类型区分，稍显粗疏，但对应1980年代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相较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在作家、作品的范围、史料的性质和形态、文学史料的外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拓展。例如教育史对文学史的突入，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延安鲁艺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学校体制、师生活动、老师学生的日常生活等等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再如档案文献的使用。档案的官方色彩，一套档案的形成依赖于设计复杂的秘密汇报的制度和流程，从中可以看出组织对成员的了解和把控。陈徒手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接触到大量尚未解密的原始档案，试图从档案中呈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真实的思想状态。这种“档案+口述”的方式，可遇不可求。但又如口述史的兴盛，既为文学史研究保存了史料，同时又为作家研究保留了一份精神史研究资料等等。当然上述这些史料发掘和整理的拓展不过初现端倪，直到21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壮大。而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非主流”作家作品集的出版热潮，对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在“冷落”中开出了花。 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干预下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小，进入1980年代，尽管出现了关注“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的呼声，但是樊骏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1989十年研究成果后提出，19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与过去没有大的差异，呈现着相当稳定的局面”。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依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无论是作家的全集、文集的编辑出版、还是作家作品流派运动的资料汇编，革命文学和进步作家占比最高，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例，部分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和流派运动得以入列，也是经过了异常激烈的讨论的。对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作家而言，一部资料汇编，不仅具有保存史料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是其中传达出来的“摘帽”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