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1]，记录着中华大地上的历史足迹、文化记忆，体现了我国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综合并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基本构架，“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成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 对人类起源、文化发展的探寻，对“何为文明、何以中国”的追问，促成了考古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然而，大遗址价值重大但年代久远，空间广阔却几近无形，保存脆弱、碎片化、可理解度低，其保护利用与国土空间不可分割、与城乡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却也一直成为了保护利用的难题。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以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经验和方法，实现了从物质保存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但由于仍然较为依赖于“圈层式”文物保护管理体系(指由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及环境协调区组成的保护管理体系)和现有途径中的工程性措施，而整体系统解决大遗址“物”与“人”、历史和当下、物质和精神、遗址和城乡、保护和发展相疏离的现实矛盾，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未来的“大遗址利用”需以更加开放、融合的视野打破思维的壁垒，为在不同视角、层面和尺度上综合解决大遗址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开启希望旅程。同时，如何将大遗址中独特的文化“基因”转化为“活的”场所，科学确定大遗址利用策略、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大遗址的社会功能，使深厚的文化意义传递出来、延续下去，为价值传播、文化传承与地方社会发展带来生机活力，已经成为进一步提升大遗址保护利用战略设计和宏观规划的关键问题。因此，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观念、理论与实践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笔者以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探索、国际理论趋势为背景，通过理论拓展、政策解读、方法整合、途径探讨并辅以具体案例，阐述其理论内涵、构建其方法框架、展望其活化路径。 一、“大遗址利用”提出的背景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高对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物政策制度顶层设计，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各项工作”[2]。这对大遗址利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价值意义和遗存特征决定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的重要性、必要性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其中古遗址类193，282处、古墓葬类139，458处，占登记总量的43.4％。在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古墓葬共计1612处，约占三分之一[3]。在众多古遗址、古墓葬当中，具有极强典型性、代表性的“大遗址”已经成为一个特殊概念，用以指代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4]。 虽然，圆明园、高句丽王城王陵、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统万城、北庭故城等遗址至今依然巍巍屹立，岁月留下的沧桑面貌和其所展现的浪漫如画品质，就足以使人在感怀岁月流逝时遥望那个时代的风姿，但对于中国大多数遗址来说，夯土基础大部分藏于地下，几近无形的现实状态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使人们理解其空间特征与含义，难以激起人们的移情和艺术审美，抑或引发文化的、精神的联想。当面对这些价值极为重大、内涵深远、演变丰富，却本体脆弱、可观赏性又非常有限的历史遗存，为获得一定程度的可读性，需要在保证文物本体安全、真实的前提下，通过保护者再一次对其干预以使意义得以再生，这也是东方土遗址的普遍特点。 (二)与国土资源、民众生活、社会发展不可分割是大遗址保护利用面临的挑战 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土地资源的利用关系密切，与当地民众生活生产、城乡建设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不可分割性。 在数千年适应性演化的过程中，大遗址物质遗存、空间形态逐渐呈现出与自然、社会共存甚至重叠的状态。遗址价值隐没又时逢现代性的到来，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促成城市的物质与功能现代化的同时却加速了大遗址所在历史空间的存弃，甚至一定程度上抹杀了遗址蕴藏的文化记忆、地域身份及其多样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既往保护理论实践中，以确保物质遗存真实性为出发点而将遗址标本化封存，却也时常造成遗址核心保护区被动隔离局面和静态保存的现象。 总体看来，大遗址利用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四：其一，由于历史与今天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大遗址价值挖掘、转译、阐释工作极具挑战性；其二，遗存残损、点状、碎片化、保存情况特殊，其空间、形式和特征较难认知；其三，整体意义蕴藏在遗址格局和场所环境之中，与国土空间不可分割；其四，多层级的文脉关联和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与整个社会生活连续，保护与发展难以分离。加之考古、研究、保护的漫长过程与城市化之间的矛盾，需要找出更加适宜、融合的解决之道，促使文化意义与历史文脉进一步与当今生活发生亲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