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22)10-0071-30 一 引言 近十年来，产业政策的复兴已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明显的政治趋势，而这却与西方主流学界对于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形态的传统定义发生了错位。一方面，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韧性”战略，美国都在不断通过政府力量加大对特定产业的支持和微观层面的干预，这既包括对内的产业扶持措施，也包括积极的经济外交举措，如联合盟国和伙伴国来重塑特定产业的全球生产体系；①而另一方面，在比较政治经济学(CPE)理论中，美国长久以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弱国家(weak state)”的典型代表，政府作为“守夜人”主要负责对市场竞争的形式和程序进行规制，缺少对具体产业发展进行干预的意愿和能力。这一论断早已被广泛接受，甚至成为一种强大的学术教条。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行为，通常需要强大的国家机构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来支撑。对此，一些学者曾用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这一概念定义那些能够推行有效产业政策的国家，日本和韩国等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东亚经济体就是典型的案例。②沿着这一思路，美国产业政策背后是否也有一个类似于发展型国家的制度体系?美国是否也不断在经济领域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③这一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过程受到哪些国际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塑造，又呈现何种形态特征? 本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多轮旨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国家建构运动，它由大国竞争的压力所驱动，并由其引发的国内政治变迁所塑造。④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先后面临来自苏联、日本和中国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国竞争。为应对外部竞争压力，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部门和以商务部为核心的联邦经济部门均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积极干预。前者以“捍卫国家安全”为目标，利用军工市场塑造了一种“安全导向的联盟”；后者以“确保经济优势”为目标，联合私营企业塑造了一种“发展导向的联盟”。这两种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与协作决定了美国式发展型国家的建构过程及其演变至今的特殊形态。它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为目标，对内积极扶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同时具有强大的经济外交能力以影响全球生产体系的运转。⑤厘清这一国家建构过程既可修正现有关于美国国家体制的传统定义、破除美国“自由市场”的学术教条，也可从国内制度结构调整的角度理解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这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美国的国家形态：历史传统与既有研究 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长期存在美国是“弱国家、强社会”的论断，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近乎成为一种“学术神话(myth)”。⑥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曾深度介入计算机、半导体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打造出一个强大的高科技产业体系。因此，美国“弱国家”的学术传统与美国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直到30多年前，在“找回国家”的学术浪潮兴起之后，国家的重要作用才被重新发掘，围绕美国国家制度也不断有新的理论产生。⑦ (一)美国“弱国家”的学术神话 有关美国是“弱国家”的传统论断最早源于19世纪一些欧洲政治学家对于美国早期政治发展的观察，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论述。他认为美国社会存在一种高度自治，“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因而不需要一个类似法国的集权政府来进行统治。⑧托克维尔的这一观察在20世纪不断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演绎，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一种人为构建的强大学术话语体系。⑨以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将美国的政治史描绘为一种在弱势政府基础上，社会力量不断推动美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建构出一种美国的政治发展是由“自由主义共识”主导的历史叙事。⑩政治学者从政体设计出发，认为美国“弱国家、强社会”的特征主要源自其独具特色的分权制度设计。(11)在根据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所划分的比较政治的光谱中，美国被认为是最接近“弱国家”的一极，即国家政权很容易被有组织的社会集团渗透。(12)而这种学术表述在政治话语中又被演绎为“自由民主国家”，美国政客经常将本国自诩为神话中的“山巅之城”或自由与民主的“乐土”，是全世界都应该模仿的“典范”。(13) 这种由学者和政客共同构建的美国“弱国家”的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它也体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中。在多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与欧陆的“协调市场经济”相比，前者的企业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主要由竞争性的市场主导，较少受国家或工会等社会组织的影响。(14)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能力更加弱小，理论上政府只负责对市场的竞争程序予以规制(regulation)，起到的只是“守夜人”的作用。(15)高度分权的政治体制也使联邦政府难以推行高度协调的经济政策，以至于大部分主流政治和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没有严肃的产业政策”。(16)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人对于自由主义、减少管制和私有化的着迷更是佐证了美国“弱国家”的说法，它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鸿沟也被进一步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