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竞争的关键。作为技术竞争的最高层次，“标准竞争”是综合了技术、市场、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竞争过程。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巩固自身的守成地位，通过制定严苛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来提高市场准入，增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现有国际标准体系的依附，进而实现全球标准体系的垄断(肖洋，2017)[1]。能否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具备持续性、系统性、自主性的全面突破能力，是保障中国能否拥有最为基本的经济发展安全权力的核心条件(张杰和吴书凤，2021)[2]。并且，中国今天无论从任务的特点还是从完成任务的方式来讲，所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都比以往更加复杂(路风和何鹏宇，2021)[3]。 因应时势，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2021年，《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①出台，提出到2025年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的发展目标，到2035年全面形成“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为之后15年中国标准化发展制定了目标和蓝图。2022年9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强调“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参与3G到5G标准竞争为研究情境，从标准生命周期的视角全面分析中国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演进，阐述面向技术标准竞争的传统举国体制如何向新型举国体制演化、不同阶段的举国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如何互动、如何利用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技术升级等问题。通过探究政府、企业和产业联盟三大主体分别在三代标准竞争中的纵向角色转换及横向协同变迁，揭示技术标准竞争中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内涵和外延。 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上，既有关于中国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竞争的研究多聚焦于一代或两代标准(Stewart等，2011[4]；Chen等，2014[5])，或主要从单一参与主体切入(Gao，2014a[6]；Kshetri等，2011[7]；Gao等，2014[8]；Kwak等，2012[9]；Zhang，2016[10])。然而，技术创新并非完全遵循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的“线性模型”。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一种“链环模型”，即依赖于创新活动不同阶段之间的频繁反馈和各阶段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密切互动(Rosenberg，2009[11]；梁正和李代天，2018[12])。鉴此，本文纵向分析了中国从3G到5G三代通信技术标准竞争的迭代创新过程，剖析了标准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形成、实现和扩散)企业、政府和产业联盟的纵向角色转换及横向协同变迁。 第二，机制检验上，既有研究缺乏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内涵和机制的解释。鉴于举国体制的解释需要回归具体情境和实践(路风和何鹏宇，2021)[3]，本文通过系统揭示举国体制在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竞争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为深入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通过探讨不同举国体制的具体适用情境，为更好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提供了启示。 第三，研究启示上，从宏观政府、中观产业联盟和微观企业三个层面，为中国更好地深度参与全球5G乃至6G技术标准竞争提出了详细建议。 二、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1.技术追赶理论 技术追赶是指后发国家为缩短与产业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Howard，1986[13]；Pavitt，1993[14])。该理论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15]的后发优势学说，即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模仿等方式，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 现有文献对技术追赶路径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特定顺序”和“技术跳跃”两大学派(刘建等，2011)[16]。“特定顺序”学派认为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从发达国家技术成熟期起步，获取技术、吸收技术再成功改进技术，随后依次进入发达国家的成长期和新兴期技术领域，技术追赶遵循“引进技术→适应性改进→创新”的顺序，强调后发国家在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方面的好处(如，Kim，1997[17]；Kim，1980[18]；吴晓波，1995[19])；而“技术跳跃”学派则认为“特定顺序”低估了后发国家沿着既定技术轨道追赶的困难，将缺乏经验积累的后发国家置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只有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跨越高昂的技术门槛。新技术轨道的出现往往为后发国家打开了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此时对过去经验、技能和资金积累的依赖较小，因此“技术跳跃”学派认为后发国家应抓住新兴技术轨道出现的机会窗口，尽早参与新产品、新工艺的技术开发(Perez和Soete，1988[20]；Lee和Lim，2001[21]；高旭东，2005[22]；路风和慕玲，20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