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呼吸》出版25年后，孙甘露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终于在2022年问世，并迅速成为本年度中国文坛的现象级作品。这部酝酿多年的小说甫一问世，即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在读者那里获得好评，更让众多评论家在各类书评中予以高度肯定。有趣的是，由于此前孙甘露先锋文学作家的身份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使得人们发现他竟然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创作了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谍战小说时，纷纷表示惊讶不已。评论家王春林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一位特别注重于以实验性的方式经营小说叙事艺术的先锋小说家，到《千里江山图》这样一部关注表现当年中共地下工作的带有一定主题写作特征的间谍小说，其思想艺术转换的跨度之大，足以令人咋舌”①。毛尖也以她特有的评论风格写道：“乍一看到，我有点懵。《千里江山图》，不是应该关乎青绿巫山，春风十里吗？用孙甘露自己的修辞，不应该是，用比缓慢更缓慢的流水，给嗷嗷待哺的读者一种款款而至的慰安吗？怎么突然变成1933年中共地下组织的千里江山图行动了呢？”②从评论者“咋舌”或“懵”的反应可以看出，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写作、主旋律题材创作以及间谍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已经在文学的疆域内清晰地划分了各自的“地盘”。虽然三者的地位孰高孰低，在不同读者那里有着各自的判断，但它们彼此之间泾渭分明，任何跨越边界的尝试都可以裁定为对文学等级制度的僭越，足以让人们惊叹于作者的胆大妄为。那么，孙甘露究竟靠什么调配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资源，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文学等级制度所制造的障壁之间，就成了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 三种文学创作资源 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基本背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真实的历史事件，即伴随着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被捕叛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在白区开展工作变得愈发困难。最终，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1932年底被迫离开上海，于1933年1月7日成功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而小说中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行动计划，就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突破国民党特务机关设置的重重阻碍，“安全地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③。从小说《千里江山图》尝试处理的主题来看，这显然是一部非常典型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小说在正式出版前也曾先后入选中宣部全国重点主题出版物、“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创作重点项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五年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原创工程等多类重要的选题计划。 不过，正如毛尖所言，“千里江山图”计划在孙甘露笔下只是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麦格芬”(MacGuffin)，“一直到小说最后，整个计划都语焉不详”④。作家并没有讲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秘密转移的整个过程，代号为“浩瀚同志”的中央领导在这部作品小说中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仅仅在小说的结尾处露面，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出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里。小说真正重点呈现的内容，是在“千里江山图”计划因党内混入敌人间谍而遭到破坏的危机时刻，主人公陈千里临时从青岛赶到上海，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出奸细，推动转移行动继续进行的过程。这就为小说家展开艺术虚构，提供了更加广阔、自由的发挥空间。正像我们在《千里江山图》中看到的，忠诚与背叛、伪装与谎言、阴谋与爱情、跟踪与摆脱、追逐与搏斗、潜伏与行动、监听与杀戮、酷刑与审判，这一系列谍战类型的文艺创作里的“规定动作”，在小说中悉数出现。再加上精心设计的种种悬疑和诡计，使得这部作品不再像孙甘露过去的作品那样，总是把读者“晾”在一边，不管不顾地描绘自己的梦境，而是开始依靠曲折的故事情节“取悦”读者。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纯文学观念兴起后，精彩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就不再是让小说家感到欣喜的赞扬，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它们甚至成了二、三流作品的标签。对于很多先锋文学作家来说，与其在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上劳神费力，不如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小说的形式和语言问题。作为典型的先锋文学作家，孙甘露显然不仅仅满足于在《千里江山图》里叙述一个复杂、有吸引力的故事，读者仍然能够感受到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甚至还可以发现作家给读者设下的阅读“陷阱”，并在一系列猜谜与解密的过程中，把小说阅读变成某种有趣的智力游戏。 例如，《千里江山图》的第一个场景，是十一名来自不同战线的中共党员聚在上海四马路菜场的一个秘密房间，准备开启“千里江山图”计划。然而，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早已经在菜场周围埋伏好的国民党军警就冲进了会场。虽然由于一位不知名的地下党员拼死发出警报，使一部分参会人员最终趁乱逃脱，但还是有六名参会者被当场逮捕，押解至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这一段落的叙述节奏紧张、悬疑色彩浓厚，多条缠绕的叙事线索被孙甘露处理得干净、明晰，杂而不乱，展现出深厚的叙事功力，但熟悉谍战题材创作的读者最初看到此处，或许多少都会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最近十余年来，“天黑请闭眼”“狼人杀”这样的推理类桌面游戏在都市青年群体中极其流行，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对各类文艺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很多谍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麦家的长篇小说《风声》(也包括陈富国、高群书据此执导的同名电影)，小白的中篇小说《封锁》等，都模仿“狼人杀”的基本结构，让主要人物一出场就被集体关押在监狱这样的幽闭空间里，一一接受审问，通过分析他们语言和行动中的各种纰漏，寻找隐藏在当中的间谍。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固定的场景之中，只有死亡或叛变，才能让主人公离开那个逼仄、可怕的场所。因此，刚开始翻阅《千里江山图》的读者，会觉得情节设置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似乎这部小说不过是无数类似的谍战故事的又一最新翻版。然而，一旦读者这样去想，就掉入了孙甘露设置的“陷阱”，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敌人为了进一步获取情报，将在押的六名中共党员全部释放，改为暗中监视。整个故事也就暂时摆脱了刑讯室和牢房这样的幽闭空间，开始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反复挪移，气象豁然开朗，当真有了几分“千里江山”的味道。这样的写法有些类似于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叙述者利用类型文学的某些固定套路，为读者设置了明确的阅读预期，接下来却又出人意料地将这种预期打破，似乎与读者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如果说类型文学创作的精髓是作家严格遵守类型自身的套路，所有创新只能在套路内部提供的有限空间里进行，那么《千里江山图》这样的小说其实是反套路和反类型文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