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2)09-0111-10 一、“高原式”写作 如张炜描述的那样，《你在高原》是“长长的行走之书”。“长”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创作历程长，长达二十余年；二是篇幅长，多达四百五十万字；三是思绪深长，对现实与历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真诚、深入和持续的思考。漫长的创作、浩瀚的体量、多元的思考让这部小说的内涵极为复杂斑驳。对作者而言，完成它需要强大的勇气和韧性；对读者而言，接受它也需要耐心和思想上的准备。张炜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当然不是。但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当然不能。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①。很明显，他已预料到结局，但却不想改变，也无意改变和掩饰。他很执拗，有着逆潮流而动的叛逆、对庸常世界的主动挑战以及对文学伦理的独立性思考。这一点，无论是作品中核心人物以“游荡”“流浪”“奔走”为特征的行为方式，还是作品中作者主动彰显的叙事声音，都体现得极为明显。这种写作方式是一种“高原式”的写作，即在写作之初便主动地与世俗拉开一定的距离，保持相对“疏离”状态，并以批判性、反思性的立场介入现实与历史，形成以道德追寻、德性建构为主旨的创作立场。 首先，“高原式”写作是一种孤傲的写作姿态。它隐含着作者的忧虑、愤激和关切，也是作者对“知识伦理”和“知识生活的道德基础问题”②的主动探寻。这不仅是对自身创作的高度定位，也是作者对于文学艺术道德品质的定位。“文学已经进入了普遍的操作和制作状态，一会儿筐满仓盈，就是不包含一滴血泪心汁。完全专业化了，匠人成了榜样，连血气方刚的少年也有滋有味地咀嚼起酸腐。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③这是张炜在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同样体现在《你在高原》中。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主动回应和践行，是对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漫长书写、深度思索和自觉维护。 在作品中，作者有意地用一些片段来标举这种“高原式”的写作姿态。《鹿眼》中的歌手，“不为官人和富人嗲声嗲气唱颂歌”，只为大地和“贫穷无告”的人歌唱。“他的歌声是将人的心声汇合了水声和风声，再集合起河水、森林和山谷的声音，从此就变成雄浑宽阔的一条大河，所以他就有了海浪一般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他的歌又像一只柔软的手掌，能让人抬起头来，不再哭泣。”④作者似乎调动了所有的情感和想象力来凸显一个虚幻的传说，实则故意凸显自身的文学叙事伦理。诗意的文字、“写真性的叙事基调与叙事话语”⑤，也体现出作者的这种叙事意图。 除了正面表述自己的写作姿态之外，张炜还多次对当下文艺界的怪象乱象进行揶揄和讽刺。在《忆阿雅》中，作者表述了对于当下文艺界求新求异现象的不屑，对“反艺术”“达达”“垮掉的一代”“荒诞”⑥等艺术口号的警惕和怀疑。在《曙光与暮色》中，作者进一步反思种种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我一度像黄口小儿一样喜欢谈论虚无和潜意识、文本和语言哲学、符号学；喜欢谈论解构主义以及搅在一块儿的稀奇古怪的一坨。……有一天当我觉察到某种危险，身心被另一种俗腻堵塞沾染了时，就赶紧逃开了。”⑦作者试图利用这种自我审视，将主人公与喧嚣、浮华而又混乱的文学理论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心声的表露。在《人的杂志》中，作者借吕擎之口对泛滥的性和暴力叙事进行了咒骂。“什么狗杂碎。不是这个把那个干了，就是那个把这个杀了……无耻的人只会冲着暴力和性使劲儿。我想不仅是黄色书籍如此，那些所谓的名作、把评论家搞得半死不活的东西往往也是这样的货色。”⑧语词之激烈，足可显现作者的愤慨之情。他将激发人的动物性欲望为目的的写手视为“趁火打劫的小偷”“人世间最不光彩的合谋者”⑨，对那些把才华投掷在没有深度、温度的消费品上的才子们嗤之以鼻，并将他们畅行于市场、“称王称霸”的才华称之为“无根的才华”⑩。既然将种种“货色”视为“无根”，那么作者自己的创作便很明显，即为文学“寻根”或“续根”，其孤傲姿态不言而喻。 其次，“高原式”的写作还体现为浪漫主义的书写方式。有学者称《你在高原》是“物质文化时代一次具有异类气质的浪漫主义漫游”(11)，该论断切中了张炜“高原式”写作的基本特征。 张炜的“高原式”写作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是相互构建的关系。对张炜而言，浪漫主义不仅是其创作的惯用方式，也是其叙事伦理的内在要求。“选择了艺术，你差不多也就等于宣布了你是个永不妥协、格外拗气的讨人嫌的人。你不会放过揭露黑暗和抨击丑恶的机会，与强暴和专制斗争到底，只为自由而歌唱。”(12)他反对文学的过度职业化和市场化，倾向于公共化的创作方式，价值引领和道德重建是其关注的重点。他不仅要“揭示真相”，还要“显示力量”，即将“爱和恨结合一体”(13)。这种写作姿态决定了他不仅对现实秩序进行冷静的审视，还需要通过审美化的手段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不仅要对人“被奴役”的状态进行揭示，还要在文本中对“解放”和“自由”的路径提供审美的想象；不仅要疏离一种秩序，还要在文学虚构的世界中揭示另一种秩序存在的可能和美好的状态。因此，浪漫主义是实现这种目标最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