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必要性：从“两阶段论”到“中期鲁迅” 既往的鲁迅研究，一般以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界，将鲁迅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题是“思想启蒙”，后期的主题是“共产革命”。这个看法最早的系统概括是由瞿秋白在1933年提出的，他将鲁迅道路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这个判定实际依据了鲁迅1932年所作的《〈三闲集〉序言》：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2] 瞿秋白的两阶段论之后经过毛泽东的权威认定，最终被表述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3]。后来以王富仁为代表的启蒙范式和以汪晖为代表的主体范式，虽然关于鲁迅前后期的核心观念和价值判断有分歧，但在鲁迅总体分为两个阶段这个判定上实际延续了革命范式的看法。 但众所周知的是，“五四”启蒙终结于1920年代初期，1923年胡适在致高一涵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4]学界一般都接受了胡适的这个看法，认为“1923年，创办于1915年而作为启蒙之思想路标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同年，知识界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凸显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这两个事件，表征着启蒙运动的分裂和历时八年的新文化运动的落幕”[5]。不过鲁迅个人对这个时间点的感知，是从更早的《新青年》编辑权争夺开始的，此事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6] 不难发现，鲁迅眼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终结于他1921年8月最后一次给《新青年》投稿，此后“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他被迫开始了求索新战友之路，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1922-1928年的鲁迅。既往研究通常的定位都是将这段时期视为鲁迅从前期转向后期的过渡彷徨阶段，因为鲁迅本人在文章里明确谈过《新青年》解体后他的消极落寞，不过，既往研究的几大范式对此的解释又同中有异，革命范式认为这是鲁迅“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7]，而启蒙范式认为这种“苦闷、彷徨的心情”来自“不觉悟的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8]，主体范式则认为是鲁迅绝望与反抗交织的内面主体反应。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鲁迅这段时期的社会实践，就会发现它明明是鲁迅“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现了战士身而出世”[9]，大量参与社会运动和革命活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国民革命)，进而不断更换居住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时期。显然，既有的阐释体系明显不符合鲁迅1922-1928年的实际情况，而其根源就在于瞿秋白提出的“从……到……”的发展模式，这个两阶段论实际是一个断裂模式，特别强调1927年清党之于鲁迅的转折意义，以鲁迅的苦闷彷徨对应国民革命的失败，由此就遮蔽了鲁迅曾经对国民革命的欢迎和参与，尤其是国民革命之于鲁迅的积极影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在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中，单列出一个“中期鲁迅”来进行独立的研究。 既往研究里，庄文中较早在1978年提出过“鲁迅中期”的概念，他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分成了三期：“1881年诞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为早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到1927年初为中期，1927年初到1936年逝世为后期。”[10]这个划分意在“显示出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决定性的影响”，和鲁迅自身历史出入较大，因而庄文中的看法并未产生太大影响。1997年，徐麟在《鲁迅中期思想研究》中重提“鲁迅中期”概念，不过理由和庄文中大不相同，他认为以“政治”这样“一个较为外在的诱发因素”把鲁迅一生分为前后两期是有问题的，应该以“最具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战”，把鲁迅的中期生命态与他的前、后期作出区分，因而“设定了一个鲁迅‘中期’的概念，以特指他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即《呐喊》《彷徨》和《野草》的创作期。它始于《呐喊》首篇《狂人日记》的写作(1918年)，终于《野草》末篇《题辞》的完成(1927年)。”在徐麟看来，“这是鲁迅一生中精神最痛苦、思想最复杂的时期”，而其思想内核就是“绝望的抗战”，文学形式则是“小说和散文诗”。可以看出，徐麟的《鲁迅中期思想研究》和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存在哲学化的内面主体研究，反对唯物史观和政治决定论，认为“鲁迅不是一位政治家”，“中期的鲁迅正是一位哲学家的鲁迅”，“堪与任何一位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相媲美”[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