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文学”的提出 本文提出“鲁迅文学”，意在描述和彰显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文学，对其所在的时代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作为起源性与标志性的存在，“鲁迅文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文学范式；新世纪以来，在消费主义潮流中，“鲁迅文学”及其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值此语境，“鲁迅文学”及20世纪中国文学都需要及时回顾和总结。 因而，追问“鲁迅文学”，不仅是更深入地理解鲁迅，也意味着适时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甚至一窥鲁迅文学想象与中国文学现实的距离。 无疑，“鲁迅文学”集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现代文学的优秀资源，从传统、现代、启蒙、革命、政治、艺术等多种维度去描述它，都可以找到阐释的可能，但是，任何单一维度的阐释都不能穷尽它的存在。 鲁迅不认同载道与游戏的传统文学观，不屑于现代市场化的消费主义文学，又与现代的“纯文学”与“艺术”保持距离。对他来说，文学不是载道的工具，也不是消遣的摆设，不是逐利之器，也不是名山事业，不是他物的附庸，也不是艺术之宫里的创作。他前期投入小说创作，申明并非将小说引入“艺术之宫”，后来放弃富有别才的小说转向杂文，对于他人的惋惜与劝阻不以为意，甚至断然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一生与文学同在，对文学的态度却充满纠结，以文学为志业，但屡屡宣称文学是无用的，戏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一生与文学命运与共，临终却留下“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 特立独行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定见？鲁迅很少正面谈及他的文学观，我们能否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立场呢？ “鲁迅文学”显然超出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指向一个更大的存在。张承志曾在《鲁迅路口》中揣度，当年邻家女杰秋瑾和同乡英豪徐锡麟的引颈就义，是否激起后来以墨偿血的冲动？我不禁也想，当辛亥革命传到绍兴，正处于文学挫折中的他也曾激动呼应，内心是否仍执守留日时的文学初心？二十年代后期的屡次自嘲、晚年的“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背后，他是否真正动摇过文学的信念？ 他与文学之间，构成了一种情到深处一言难尽的关系，对于这一生最密切的存在，他保持了一种沉默，终生如影随形的“文学”，也就构成谜一般的存在，并不断溢出深厚而独特的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不是以作品，而是以一生的文学行动，展现了“鲁迅文学”的存在。他在留日时期引介“摩罗诗人”，揭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意向，此后终其一生以文学为促进现代转型的行动，践履了早年的文学期许。文学在他这里，是介入现实参与历史的社会行动，是追问自我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是有限自我与大时代共存亡的方式，其文学外在切入现实，同时内在切入自我生命，既反抗外在的黑暗，也反抗内在的绝望，在内外两方面同时拓展，向外与向内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因深切生命体验的参与，其现实的思考与战斗显出独有的深度，在鲁迅文学中，个人与时代、现实性与内在性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 从小说、散文诗到杂文，鲁迅在行动中赋予文学以意义，所到之处，不断展现新的文学景观，拓宽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因其示范效应，小说由边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杂文更是几乎凭其个人的努力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镇。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同时又确定，“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1]。在他这里，文学性不是从过去时的“文学概论”来的，而是由文学者的当下行动赋予的。 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已然超越诸多现行文学理论的界定。以艺术和审美为宗旨的现代纯文学观，无法穷尽鲁迅文学的复杂性，以文本为中心的现代阐释观，顾及不到作品背后更大的文学者存在，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单一维度，也看不到鲁迅文学现实性与内在性的深刻关联，将文学的现实关怀简化为“感时忧国”并打上不够“现代”的标签，更与中国和鲁迅相隔。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必须溯源到更为本源和整体的、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 虽然鲁迅曾被无意有意地误读，曾遭遇断裂和超越的冲动，被消费化和功利化的阅读所抱怨，但回归自我与现实，回归“文学”本身时，人们终会重新发现“鲁迅文学”的价值。这个从来不以流行“文学”为意的人，却保持了最恒久的文学魅力，一个多世纪了，历史已经证明！ 二 弃医从文：救亡理路与文学自觉 考察“鲁迅文学”的起点，需要重新打开“弃医从文”的故事。 在鲁迅的叙述中，弃医从文的导火索是幻灯片事件，《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文有所提及。《自序》简略交待了其思路的变化：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 这一过于俭省的描述，成为后来普遍被接受的有关“弃医从文”的解释，但其内涵有待进一步发掘。弃医从文背后有文学的自觉，与苦心孤诣的救亡理路相关。 弃医从文的第一个行动，是办文学杂志《新生》，主要成员周氏兄弟和许寿裳三人已形成一个新文学团体，但杂志计划中途流产。此后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学行动，一是在《河南》杂志发表系列文言论文，二是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弃医从文的内在理路，就在这两个文学行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