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鲁迅著述中的阿Q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也没有每逢出现就牵扯、关联很多忧愤深广、哀而含怒的大话题。这与《阿Q正传》在1922年2月连载完即博得广泛瞩目，并开始被文学界和舆论界生发、引申，上升为时代性、民族性、国际性的文学典型样本形成鲜明反差。这说明鲁迅对自己创作上的成功，素持低调态度，同时，他可能也并不像读者大众那样，仅把《阿Q正传》这部作品的分量或意味，聚焦在阿Q这一个点上。 1925年5月14日，《阿Q正传》全文刊出三年多后，鲁迅在写《忽然想到》系列杂感第九篇时，完整引录了当天他给匿名读者“FD君”回复的一封解释《阿Q正传》里捉拿阿Q的兵、警、团丁和侦探架起机关枪的细节是否合理的信。信中提及，读者来信质疑是在一两年前，但名字匿为“FD君”，还不写地址，所以无从回复。而鲁迅之所以时隔许久来回复这封信，是由于他看到1925年5月9日北京各校学生为援救因纪念“五七”国耻日而遭政府逮捕的学生，齐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新闻，颇受触动。据报载消息，事先闻讯的政府方面提前防备，在东门增添军队，在西门架起两挺机关枪，结果真把学生阻退了。 比照这条新闻，鲁迅的感慨是，《阿Q正传》里捉阿Q而动兵动枪的细节描写非但不算“言过其实”，而且现实只能更离奇，因为阿Q的所作所为比“郁郁乎文哉”的学生请愿厉害得多。他“上城偷过东西”，而“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更何况，《阿Q正传》讲的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时，民国元年的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加离奇”①。与这次仅从一个细节回顾《阿Q正传》的构思过程、更主要的用意则在对眼前时事和政界强权略施嘲讽和批判的小感慨不同，《忽然想到·九》写出后12天，也就是1925年5月26日，鲁迅在应时任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苏联顾问团成员的王希礼(Б.A.Bасидьев，1899-1937)之约，为王所译的俄文版《阿Q正传》所作的序中，对《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第一次做了深入的剖白：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② 此外，鲁迅还进一步将造成国人精神分离、无法共感的原因，归于方块字所代表的文化垄断。“人分十等”的古训高墙的阻隔、傲岸专横的文化垄断的压迫，剥夺了人们说话的能力，更消泯了人们表达的欲念。于是，百姓只能“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并且，这样“已经有四千年”。因而，“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③。 以上这番夫子自道式的阐发，在随着俄文版《阿Q正传》于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前，已用中文原貌发表在1925年6月15日刊行的《语丝》周刊第31期。自此往后，世人关于《阿Q正传》主旨的种种说法和认识，都落在了鲁迅似追记又似补叙自己创作心迹的这一席话所框定的理路走向和思想范畴内。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从此成为《阿Q正传》专属或标配的创作心理说明和思想及艺术价值证词。 二、“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 好在无论是鲁迅本人，还是《阿Q正传》的有心读者，都并未完全在为沉默的国民画魂灵的意义上理解这部作品。1926年11月21日，郑振铎在上海《文学周报》第251期发表《闲谈·呐喊》一文，以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口吻，指责鲁迅写作“随意”，并针对《阿Q正传》末章《大团圆》，提出了一个他初读“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的问题：“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④时隔半个月，身在厦门的鲁迅作专文《〈阿Q正传〉的成因》予以回应。过后来看，这次回应也是鲁迅有关《阿Q正传》的论述中内容最详备、说理最系统、态度也最郑重其事的一次。显然，郑振铎在1926年冬天发表的这段针对《阿Q正传》的商榷，戳中了鲁迅的创作意识和“阿Q记忆”里的痛点。鲁迅从郑振铎的商榷中分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阿Q应不应做革命党，二是小说收尾时该不该让阿Q“大团圆”。 关于第一个问题，鲁迅虽先说“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但在插叙几段关于《阿Q正传》是应孙伏园约稿“挤出来”的追忆之后，鲁迅又承认“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⑤。接着，就展开了正面的解释：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