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2)05-0084-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5.008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在1940年代已经成形，但迟至1980年代才结集成书，这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化政治难题与征候。实际上，新诗现代化理论隐藏的是袁可嘉对作为民主文化有机构成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考。现代主义诗歌或新诗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是袁可嘉的重要思想探索之一，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话①。要认清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作为“政治时代”的1940年代，意识到袁可嘉展开论述之时的抗辩性语境。相对于1940年代中后期一直占据主流的左翼民主诗歌，他将民主文化和价值“投射”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艰难运思，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被遗忘的文化身份，以及一种难以摆脱的“晦涩”的文化命运。 一、新诗现代化与民主 从“批评与民主”到“诗与民主”，将“民主”一词从“人民诗歌”“民主诗歌”的“统一”或“独裁”——均为袁可嘉用语——中剥离了出来，可以看到袁可嘉的具体思路：诗的民主化首先要求批评的民主化，这一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将民主的价值追求“内化”在诗歌创作行为之中的过程。而另一方面，这同时又是袁可嘉将新诗现代化或戏剧化理论在民主语境中加以“深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同时性”可以证明，民主话语与新诗现代化的话语实际上构成了袁可嘉诗与民主思想的二重奏，二者相互配合，在“同一和差异”中产生了更多繁复的旋律。袁可嘉不断整理甚至调整自己的思想更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自己行文中或有不少重复之处，但是这些“重复”构成了他思想旋律的练习。 因此，在研究袁可嘉诗与民主的思想时，有必要时时将二者关联起来，比如将袁可嘉最为成熟的文章《诗与民主》与《诗的戏剧化》(均写于1948年)等量齐观，甚至做一个前者对后者思想的“覆盖”而却并无“后设”的危险。由于奠定袁可嘉二重奏话语的《批评漫步》与《“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均发表于一年前；而袁可嘉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均为1946年)，相互间也可以形成对民主的反思与对诗艺的反省的对位关系。其实在袁可嘉的论辩对象“民主诗歌”中更鲜明地存在着民主话语与诗歌话语两种话语的协调问题，但因为没有标示现代主义这个特殊的诗艺形式，更因为缺少对诗歌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它简陋、粗浅的诗歌话语显得更多从属于民主话语甚至是民主话语的附庸。袁可嘉对后者的指责是，它们由“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而导致了“说教”与“感伤”： ……说明意志的作者多数有确切不易的信仰，开门见山用强烈的语言，粗砺的声调呼喊“我要……”或“我们不要……”或“我们拥护……”，“我们反对……”，表现激情的作者也多数有明确的爱憎对象作赤裸裸的陈述控诉。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都是人生的大事，完全是必需的而且是值得赞美的。因此这两类诗的通病——或者说，它们多数失败的原因——不在出发的起点，因为起点并无弊病，也不在终点，因为诗篇在最终总给我们极确定明白的印象，够强烈而有时不免太清楚，而在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 而诗的唯一的致命的重要处却正在过程！一个把材料化为成品的过程；对于别的事物，开始与结束也许即足以代表一切，在诗里它们的比重却轻微得可以撇开不计。…… 由于这个转化过程的欠缺，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二种：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1] 对袁可嘉这段话，刘继业有一个精彩的评价：“‘过程’，成为现代主义新诗和包含政治感伤性、说教性的‘人民派’新诗在艺术上的区分点和试金石。袁可嘉用‘过程论’更进一步、更深层次地阐释了新诗的感伤以及其他流弊的产生，‘过程’成为考察新诗的一个基本视角和诗学标准。”[2]刘继业由此总结出“题材、主题和艺术过程的两种偏执”。但实际上，袁可嘉之所以对艺术创造过程如此重视，正是因为他将民主的价值内化在了这个环节中，甚至将民主等同于一种特殊的“现代主义”的诗歌创造方式，这造成了袁可嘉与占据主流的“民主诗歌”的主要不同。而现代主义诗歌带来的晦涩问题，也和袁可嘉民主文化观念之下的批评尤其诗歌创作密切相关，甚至是难以摆脱的一个因素。 然而，晦涩既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在袁可嘉这里它更多被当作一个形式问题来处理，《诗与晦涩》是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系列中的第三篇论文，对晦涩的思考和对“政治感伤性”以及稍晚时对“诗与主题”的批评联系在一起。袁可嘉认为晦涩一共有五种“主型”，但他在分析时似乎结合了成因、动机和效果，因此实际上他的分类有点混乱，虽然并不妨碍他卓见频出。他首先谈到了“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由于“传统价值的解体”也就是共同文化的丧失，现代诗人对于读者来说不得不是晦涩的；第二种源于现代诗人的一种偏好，或从不同历史文化包括文学文本中——这从袁可嘉主要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可以看出——汲取元素并综合之，或“完全摆脱历史，只从日常事务的巧妙安排，而得综合效果”；第三种现代诗的晦涩是由于“情绪渗透”，举例则为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一段戏剧独白，袁可嘉论证说：“我们往往不能一时确指他们的真意或作用；而只能就全诗主要情绪变化方向获取延长性的情绪感染”，但这一类晦涩疑与第二种晦涩重叠；“第四种晦涩是由现代诗人构造意象或运用隐喻明喻的特殊法则所引起，也就是现代诗中最可明确辨认的性质之一”[3]；第五种晦涩为诗人“荒唐运用文字”或基于潜意识而写诗，路易·麦克尼斯在《诗的晦涩》中也对此加以批评，这篇文章早经穆旦在1940年译出并在1941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上。第一种类型可谓是晦涩的社会成因，这一点是左翼民主诗人和袁可嘉共同分享的，而中间三种都是晦涩的艺术成因，恐怕为“现代主义”所独有，而第四种晦涩——这一种实际上可以涵盖中间三种，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现代主义诗艺的本质——堪称现代诗的晦涩的荦荦大端，也最值得注意，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晦涩难懂的指责，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袁可嘉试图将包含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纳入民主文化的语境，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并非不可行，但假若他想要让左翼诗人也承认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也可以属于民主诗歌就难上加难了。袁可嘉也坦白了他对左翼民主诗歌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