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内部在汲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资源时，实则存在两种不同的接受路径，一种以周扬、萧三等人为代表，他们接受的是来自以苏联官方为代表的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种以胡风、茅盾等人为代表，他们接受的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色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①不同的接受路径，使双方的思想呈现出彼此相互博弈与对垒的态势，并由此引发了周扬与胡风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论争。 周扬与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纳涵的“写真实”“典型”和“革命浪漫主义”等重要元素表现出不同的理解。他们在理解这些元素时又往往以高尔基为例证来阐发与佐证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充斥着诸多的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元素。但由于周扬与胡风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所持的立场不同，因此，他们在看待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涵的诸要素时不仅存在差异，彰显出诸多的驳杂性，还由此产生了龃龉与冲突。 一 “写真实” 周扬在理解“写真实”这一问题时，曾以高尔基为例说过这样一段话： 高尔基非常正当地指出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它的最大功绩就在批判地照明了市民层的生活习惯，传统和行为，但是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的桎梏和缺陷，它并没有达到生活的真实之全面的反映。② 在这里，周扬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世界观受到“桎梏”、有“缺陷”，就会影响对“真实”的全面反映。第二，批判现实主义只是注重对当时市民生活的批判，而没有达到对“生活的真实之全面的反映”。他首先强调的就是阶级世界观、阶级立场在“写真实”和理解“真实”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在周扬看来，作家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才能“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理念，周扬很自然地得出了文学的真实与政治的真实密切相关，甚至等同的结论： 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④ 那么，如何用文学的真实表现政治的真实？在周扬看来，文学应该表现政治生活中的光明的真实，而不应该揭露黑暗的真实。其理由是：以往作家已经“习惯了揭发黑暗”，现在应该“学习描写光明”⑤。周扬的言论，在高度政治化的1940年代的解放区风行一时，不仅使王实味、丁玲等诸多理论家、作家遭受了批判，而且使描写光明与揭露黑暗对垒分明，割裂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在关联，促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越来越凝固成为一种“官样式的乐观主义”调子。⑥ 以上，可以了解到周扬对待“写真实”问题的基本看法。那么，我们再回到先前周扬引用高尔基的那段言论，不难发现，周扬只是援引高尔基为自己立论，而其中的观点根本就不是高尔基的，因为高尔基从来没有强调过阶级世界观、阶级立场对文学真实的决定性影响，也没有将文学真实等同于政治真实，更没有将文学真实仅仅看作描写光明，而不揭露现实黑暗。 实际上，周扬的“写真实”的理论是源于苏联官方，他的这一整套言论与斯大林、日丹诺夫对“写真实”的理解如出一辙。斯大林就认为，“写真实”就应该展示未来，而不应该留恋过去：“一位真正的作家看到一幢正在建设的大楼的时候，应该善于通过脚手架将大楼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大楼还没有竣工，他绝不会到‘后院’去东翻西找。”⑦日丹诺夫追随斯大林，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写真实”指的是“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到我们的明天”⑧。 胡风在看待“写真实”这一问题时，与周扬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首先，胡风反对阶级世界观、阶级立场对“写真实”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真实”应该源于生活实践，他把高尔基视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现在我们关心到将来的文艺的时候，还是荷马底《奥德赛》和《依里亚德》，高尔基底《内战史》和《工厂史》要比《战争与和平》和《人间喜剧》来得更为恰当罢。因为，在战争的时代(荷马)，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高尔基)，作家，战斗者，是为了服务战争而存在的，用他的文艺活动(诗歌，报告，小说，剧本，等等)，更用他的全身(实践)。要这样才能派生出两个结果：一是养成了能够理解那时代、能够表现那时代的作家底灵魂，一是积起了形成那时代底史诗底草稿。⑨ 胡风不反对文学反映政治，而是反对文学仅仅反映政治，而不反映生活的其他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胡风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生活，要“能够说出生活里的进步的趋势，能够说出在万花缭乱的生活里面看到或感觉到的贯穿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脉络者，才是有真实性的作品”。所以在胡风看来：“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东西须得是作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和作家底主观活动起了化学作用以后的结果。文艺不是生活底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⑩在这里，胡风和高尔基的观点达成了一致。 另外，胡风反对周扬强调文学只应描写光明，不应揭露黑暗的主张。他认为“歌颂”和“批判”应该共存： 歌颂也罢，批判也罢，它的对象都是和我们一同生活在负着数千年历史重压的祖国大地上面，即使不是“平常得同我们一样”，至少也不致相差异得无从抚摸地那么遥远。惟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那他们在缺点当中，在困难当中，甚至在罪恶当中所开辟出来的战斗道路才能使我们以血肉作基础的精神作用发生息息的感应；惟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作家底批判才能暗示出那缺点那困难能够在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条件下得救。只这样才算得真实的歌颂，也只这样才算得真实的批判。(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