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10-0144-12 何为知识分子？文化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运用思想来思考社会问题并对特定社会困境做出应对和选择的人们。因此，延安知识分子在延安战时的选择是与延安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当他们置身于“讲话”前后的社会氛围，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作为知识分子的延安作家显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讲话”前统一战线是主导，“讲话”后阶级问题是主导。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①从这个角度来说，延安知识分子在“讲话”前后文风的变化，以及延安文学范式的建立，都与当时延安社会的“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战时延安复杂的政治实践对延安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政治设置就像制度性的设置一样，产生于某一环境中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因素”。②战时延安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混杂的意识构成客观上造成了这一时期形势的复杂性，因此对战时延安社会政治建构的复杂情况进行考察，将有助于解释延安知识分子与延安文学范式之间的同构性。 延安道路——新意识形态社会的建构 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用“延安道路”，特指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5年间，将土地改革的进程与战时的统一战线政策协调在一起，创建性地解决了农村的压迫和解放问题的运动。他指出1941-1942年的整风运动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使战争和革命事业获得了新的综合点。“延安道路”正是在战时形成并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定型的。“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色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 抗战伊始，中共倡导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春中共中央建立陕甘宁边区时，共产党在陕北和陕甘边界25个县是活跃的，且土地革命在中心区15个县已经完成。“土地革命”意味着农民被革命思想所唤醒，出现新领导的阶段。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陕甘宁建立政府的“新民主制度”，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之策略。需要说明的是，在战时情况下，陕甘宁在战时根据地里中享有相对稳定的局面，未处在敌人优势兵力之下，因此有条件进行各项政治经济计划。5月制定出《陕甘宁边区选举法》，确定了乡—区—县—边区的四级选举程序，采用“直接无记名平等普选制”：“陕甘宁1937年春实行的选举和行政机构改革不仅对根据地内部具有重要意义，还含有全国和国际意义。普选迎合了国民党内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意愿。”③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布，“实际上吹响了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公开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排斥资产阶级的影响与作用，全力引导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号角”。④因此，延安边区抗日根据地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围绕这一目标，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3月，毛泽东开始系统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手段，建立“三三制”的战时政策原则，使统一战线正式化和扩大化。“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行政和领导技巧。……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的‘三三制’有助于统一和加强行政，并使共产党声称代表全国有法律依据。”⑤ 1941年-1942年，面对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封锁带来的巨大困难，边区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中共在1939年-1941年间大幅度调高税率，既是为应付边区政府庞大的行政开支和各类项目的开支，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封锁带来的困难”。⑥1940年1月26日，边区政府公布了税收条例，“征收范围包括食盐、牲畜(牛羊驴骡骆驼马猪鸡鸭等)皮毛药材动植物油蜂蜜烟草酒类迷信品等，税收条例施行不久，因各地反映税目繁多，税率较重，于5月30日废除了一月份的税收条例，颁布了新的《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⑦但很多摊派加重了民众的负担，1941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央对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指出：“以一百三十多万人口要负担八万人的用度，负担是很重的。但不管人民负担轻重，八万人的用度，除政府部队和党自己生产自给部分外，边区党和政府应努力领导人民来担负这个责任，边区人民为自己，同时也为着全国，应当担负这个责任。”⑧“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对税收的意义不大了解，划不清边区政府征税和过去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原则区别，抵触情绪很大。”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农民和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不同的干部之间的关系都紧张起来，这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自从1937年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以来，很多并不支持农村革命的人们涌入中共的队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边区。在1941-1942年期间，这些问题成为整风运动争论的焦点”。⑩客观上这一时期延安社会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难，因此现实情况的变化，尤其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冲突上升，中共需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改变这些不利的局面。 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方针治理根据地，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程序。经济方面，1941年后中共开始纠正乱摊派的情况，1942年之后，危机得以缓解，1943年推行的减税政策使穷人的负担降了下来，这时中共的政策已经向穷人的利益倾斜；政治方面，1941年春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高度一致的统一政党。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干部教育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环境中，为解决党和干部在过去和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准则。斯图亚特·斯拉姆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11)沙培德也肯定：整风使“短期内，被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场致力于艰苦奋斗、自我牺牲与信仰来度过难关的运动”(12)。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举行“高干会议”，体现了党、政、军最高层的整风过程。会议涉及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强调党的首要地位，其重要的一面是强调农民参与并削弱官僚机器的独立性与权力。中共制定了包括“群众路线”的新政策，采用新的方法解决农村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整风与群众路线以继续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为指向，与之前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相比有了巨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