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5-0085-11 20世纪上半叶①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前所未有深重危机的历史时段，也是中国在抵抗危机中获得国家独立与社会解放，并开始寻找自己现代道路的历史时段。概言之，求现代、求独立、求解放，是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恒定的核心问题和历史主题；妇女解放内在于其中，是其不可或缺的题中之意。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进程的视野提出妇女解放命题，意味着两个判断：其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进程中，“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缺失的命题；其二，这一历史时空中的妇女解放问题基于独特的前提语境与现实处境，生成了自己独特的具体内涵与目标诉求，并不完全适配欧美性别理论范式。 欧美性别理论是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构主义逻辑在性别领域的理论呈现。其所回应的主要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在资本主义历史开端处占据核心地位的“理性”此时作为霸权受到批判；而被理性所放逐的感性、欲望，成为抵抗理性霸权的武器被解构主义者召唤。这一逻辑放置在性别领域，男性占据了理性霸权的一极；女性则被放置在感性、欲望的一极。因此，欧美性别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批判历史和现实场域中的男性霸权、反抗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性别权力关系；关注女性被社会理性(男性力量)压抑和扭曲的情感欲望，致力于为非理性的“疯女人”打开生存和话语空间，由此让长期被压抑的女性得以“浮出历史地表”。②[1-3] 中国此前的性别问题研究深受这一范式影响，将女性问题作为“人的启蒙”与“人民的解放”两大经典主题之外的问题提出。这些研究认为，20世纪中国缺乏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抵抗。启蒙精英所询唤的新文明、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中形成的国家、政党建构，被视为“男性力量”。由此，无论是“人的启蒙”还是“人民的解放”，如果从两性二元对峙的视角来看，则同时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压抑、规训乃至抹杀。③[4-5]这一问题视域同样宰制了对这一历史时段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对妇女解放命题进行了诸多探讨、表述和呈现。但在此前风行的研究中，这些文本往往被以两性二元对峙视野来进行再阐释，将对女性的关注简单等同于对情感欲望、私人空间的关注，并由此将女性与国家、社会等宏大结构建构为二元关系。这样的阐释虽然的确能提出被忽略的问题，但其往往也同时遮蔽了20世纪中国历史那些更具本质意义的语境与现实，也由此导致一定程度上对在这样的语境与现实基础上形成的文学表述的误读。 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现实历史进程为问题视野，从这一历史时空中中国妇女解放的前提语境、具体内涵、目标意义三个维度重新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表述和思考，由此让中国的“妇女解放”命题获得能真正从其所置身历史时空出发的理解和反思。 二、妇女解放的前提语境：反封建与反侵略进程中的性别关系 20世纪上半叶，国族危亡与民生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文明的全面崩坏与重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最主要前提语境和现实处境。这一时期，中国遭遇的变局与危机是多重的：既有自己民族与文化的内部瓦解与重构，也有世界权力格局重构进程中的扩张与侵略。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局与深刻的危机，中国对内要完成反封建、求现代的历史任务；对外要抵抗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解放。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中，女性既承受着来自传统与现实的“男性权力”的压抑，同时作为弱势国族中的一员与自己的男性同胞一起承受着扩张侵略；那些想要获得现代身份的新女性，与怀抱着同样诉求的男性新青年共同分担着来自封建礼教的扼杀和禁锢；而人数众多的底层劳动女性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则共同承受着源自社会阶级分野的压迫与欺凌。多重的压迫与困境在客观上决定了：对现代中国女性来说，她们与自己的男性同胞，固然存在着意识上的分野与权利上的竞争，但在更深刻也更本质的时代问题中，他们作为共同的被压迫者往往可相共情，甚至往往怀抱着共同的诉求而可相结盟。 中国现代文学在起点处已将女性问题纳入自己的问题意识中，女性获得独立人格与自由人权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意。1918年，《新青年》译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引发巨大反响；1919年，胡适受其影响创作《终身大事》。随后，1922年，欧阳予倩创作《泼妇》；1923-1925年间，郭沫若创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再往后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成为现代文学开端处涉及女性问题的经典文本。仔细辨析这些文本及其时代语境，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提出的女性解放问题，在起点上就与欧美性别理论在前提语境上存在重要差异。这一时期，反封建是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也构成上述文本的前提语境。因此，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女性在为自己争取独立自由的过程中，其反抗对象并不指向男性权力而指向封建制度及其文化逻辑。诚然，三千年的封建礼教包含着男性霸权传统，这一传统也并未在时代转型中隐匿消失。但是，封建礼教首先是出身所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男性权力存在于这一更根本的等级制度中。因此，新文学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等级制度中人对人的压迫。这种压迫包括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父亲对子女的压迫，也包括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此，这些文本为自己的女主人公反抗行为所援引的合法性依据，不是两性二元对峙视野中的男权批判，而是现代伦理中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