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5.004 1999年，清代诗文研究还是“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①，和明代诗文一样，亟待走出“冷落寂寞”的困境；至2011年，“明清诗文研究由冷趋热的发展过程非常明显”②，清代诗文研究也进入快速发展过程，涉及之内容更为宽广、理解之视域更为开放、涉及之方法也更为多元。如今，明清诗文研究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清代诗文与明代诗文在研究方法、内容乃至旨趣诸方面均有所不同，独有自己的境界、格局和热闹、繁荣之处，取得的成绩也自不待言。无论是用科研项目、研究论著或从业人数等来评估，都足以验证这个结论，而所谓的作家、作品、地域性、家族性乃至总集、别集的研究等，皆有深浅不一的留痕之著，一些可誉为翘楚之作的学术成果则为研究者们不断提及。这其中，爬梳文献的工作首当其冲，又轰轰烈烈，新著频出，尤其引人关注。吴承学教授说：“经过七十年的发展，近年来的明清诗文研究可谓跨越学科、众体兼备，几乎是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了明清诗文的各个方面。”③对于清代诗文的研究而言，大体也是如此。回首百廿年之学术演进，反观二十年来之研究状态，促使清代诗文研究的学术进境进一步打开，应是当下反思的策略性指向，即不仅是如何理解研究现状的问题，也关涉到研究主体知识、素养和理念优化与建构的问题。袁世硕先生曾就人文学者的知识构成如是表述：“文科各专业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由三种性质的因素组成的：一是理论性的，二是专业知识性的，三是工具手段性的。缺乏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行的，但是，在整个的知识结构中，理论因素是带有方向性、最有活力的因素。因此我认为从事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当重视学习哲学，提高理论素养，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④以此来反思清代诗文的研究，是一个颇为理想的展开起点与思考路径。 清代文化中的实证学风，带给一代诗文以独特的性征，促使其史料生成之初就具有前代文学文献难以比拟的完善性、丰富性和总结性，这给当下的清代诗文整理和研究带来难得的机遇，促使其率先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学术史价值。史料繁多，地上、地下文物时常被发现，公、私收藏之什不断得到公布，让研究者常常产生无所措手足之感，何况还有大量的民间、海外收藏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与挖掘。这带来了机遇和热情，也不免遭遇困惑与焦虑。顾此而失彼，甚至于不经意间就可能陷入材料的裹挟中，甚而忽略了本来处于进行中的历史梳理，抑或文本阐释工作。史料的堆砌和复制现象曾经饱受诟病，目前依然构成一种“顽疾”；误读和错判也时常可见，甚至有过度阐释、强制解说等问题。在清代诗文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不明所以的问题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来自文献的“焦虑”是其中一个重点。这当然不是清代诗文研究的初衷，却往往构成了学术过程的直接结果。张伯伟教授说：“我们的确在材料的挖掘、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还应该继续，但如果在学术理念上，把文献的网罗、考据认作学术研究的最高追求，回避、放弃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探索，那么，我们的一些看似辉煌的研究业绩，就很可能仅仅是‘没有灵魂的卓越’。”⑤是的，清代诗文研究应该追求“灵魂的卓越”。 文献类型的丰富多元，或云史料形态的多样化，其实是清代诗文研究的独家偏得，如今竟然成就了一种独特性困境，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究其原因，或者来自史料存在认知之不足，或者忽略了史料新特征的探求，或者风云变幻的时代纷纭遮蔽了有关史料知识谱系的思考。的确，我们要面对如同以往的一般性史料，如别集、总集、笔记等，又有不同于以往的图像、碑刻乃至口述史料等；尤其是，这一切至清代已经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文献样态，需细致甄别、厘定，而家谱、方志、日记等史料因为无比繁复甚而有时跻身于文献结构中心的重要位置。如研究清代行旅诗专题，各类方志中的搜获即可构成一类独立的景观，这与彼时文人喜欢出游、偏爱游览名胜古迹的行迹特征与创作习惯显然关系密切。在面对大量地域性文人时，有时地方文献如乡镇志、乡镇诗文集都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对类型丰富的年谱史料的特别关注，往往形成对人物关系的更具体、细致的解读，促成一些重要作家的别致理解。笔者对乾嘉时期苏州诗人徐爔生平及创作的研究即深得此益。就徐爔与著名诗人袁枚的关系而言，一贯不喜欢听戏读曲的袁枚几次为其戏曲作品《写心杂剧》题词，固然与徐爔之于当世名人的有意攀附有关，但袁枚基于生存、交际诉求进入戏曲文本阅读的经验，几乎改变了他的戏曲观念，一度产生了创作的冲动。⑥这对于理解袁枚的生存方式、戏曲观乃至其对诗曲关系的理解等皆具有重要意义。题跋、札记、日记等史料的大量保存，为文人心灵世界的探究提供了便利，张剑教授立足于近代丰富的日记史料遗存所进行的思考，揭示了日常生活场景中普通文人乃至“高官”的生活与创作情况，并于这些不易面世的文字缝隙处发现了生命史、心态史的丰富信息，为理解个体与时代的真实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视角。⑦显然，在面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与问题时，史料的一般性认知与民间遗存特征有时甚至需要一种轩轾乃至颠覆传统认知的错位式理解。只有学术理念的不断优化，才可能冷静面对、正确处理这些来自史料的各种复杂问题，并借助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性、淡定的心态，在条分缕析中寻找脉络、发现意义。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其中之困难重重，实在不亚于行进在“山阴道上”；不能说没有“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但无功而返、无能为力乃至困顿不堪等，也是必须面对之现实。 清代诗文研究过程中的困惑、拘囿或者也是其魅惑所在，一种难以索解的吸引力法则似乎释放着一种能量，引领并吸纳我们；及时占有那些似乎触手可及之存在的获得感与快感，成为一个富有时代性的学术症候。近二十年来，清代诗文研究的队伍扩充很快，从事其他研究的学者转入其中，为这一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学者如蒋寅、罗时进教授等由“唐”入“清”，带来了清代诗文研究崛起所稀缺的理念与经验；如今青年学者参与耕耘的热情更令人叹为观止：“明清诗文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很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加入到元明清诗文研究的行列中，新生代学人已经成为元明清诗文研究的生力军，越来越多地涉足明清诗文的研究。”⑧而相关研究成果更是以几何倍数在增长，涉及的话题已呈现出穷尽这一领域各个角落的态势。这一切，首先得益于清代诗文及其相关领域深厚的史料宝藏。各类史料的及时参与和独特观照，为清代诗文研究提供了多元、开阔的视野，为真正打开文本空间、发现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多可能：“每一条史料的发掘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部历史，充满血和泪，联结着人的活的生命。”⑨每当这个时刻，发现历史及其隐于漫漶尘埃中的那些惊心动魄，尤其那可能揭示“你”作为一种本质性存在的真正意义时，文学的价值也随之生成、呈现，成功的喜悦和收获的满足感一定无以复加。蒋寅教授说：“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⑩21世纪以来清代诗文研究的多维展开已然证明了这一判断。只有对“过程”有了足够的理解，才可能发现“内在层面的重大变革或寓于平静的文学时代，而喧嚣的时代虽花样百出，底层或全无波澜”(11)的真正内涵，而以此来理解清代诗文构成的那个似近实远的文学现实，实在是最恰切不过。譬如乾嘉时期的诗文，创作人群和作品数量何其巨大，文本形态又何其繁复，以“轰轰烈烈”形容这个诗文“盛世”并非不当；然深入其过程、揆诸其肌理，就会洞见这“轰轰烈烈”的底部、另一面，那些可被视为“波澜”的因子实在难以捕捉，其潜隐着、蛰伏着，甚至可以“隐秘”称之：“彼时一般文人的笔下，似乎不易体察到来自个体心灵深处的压迫感、窒息感，审美的‘乏力’让‘我’的声音很难化为有力的‘呻吟’穿透文本，刺破云霭厚重的时代天空。即便袁枚、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讲求性灵创作的诗人，现实赋予他们的创作动力和审美激情都只能或转入道德激情，或转入世俗闲情。”(12)如是，过程视角下的面面观，才可能让我们深入到历史的褶皱处，撷出样态迥异的不同存在，借助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方法，廓清其表里关系，解释文学现象的生成机理，进而揭示文学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
